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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ographyofLiShih－min,FounderoftheT’angDynasty)(1933),《中国文化简史》(China：AShoaCulturalHistory)(1935),《中国的革命》(RevolutioninChina)(1952),0传记《女王武则天》(EmpressWu)(1955)和《为什么偏偏是中国》(WhyChina)(1985)等.五六十年代,他在《米安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发生的变化和现状.他在1950年《米安津》第二期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指l出,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开展了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的领军人物,肇始了白话(paihua)运动.他还指出,白话虽然具有革命意义,但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出现在明代话本小说中.用白话写出的《水浒传》和《红楼梦》都有一种明显的“颠覆倾向.”他认为《红楼梦》反对男权为主宰的社会暴政,捍卫了女性的权利,这在50年代初,可算是一种洞见.他还提到了中国的文字改革,特别是提倡平民教育,推广“千字运动”的领袖晏阳初(Y.c.JamesYen).在1951年《米安津》第三期上,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颠覆力量的中国长篇小说》(TheChineseNovelasaSubversiveForce)的长文,以《三国志》,《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小说为例,着重指出中国长篇小说是建立在白话根基之上的这个重要原则,因此导致了这些名篇“当代遭贬,未来辉煌”的不幸之幸.他认为“明人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其使用了“活的语言并描述了人性永恒的弱点”,因此在(共产党的)新时代与旧时代一样,也会有读者并将不断重印.根据他的注释,这五部作品中,《三国志》当时已有英文全译本,译者是c.H.Brewitt－Taylor,中文姓名是邓罗(又译布鲁威特一泰勒),1925年由KellyandWash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水浒传》仅有赛珍珠的译本,为AllMenAreBrothers；《金瓶梅》有两种译本；《西游记》有亚瑟韦利的节译本,名为Monkey(《猴子》)；而《红楼梦》尚无英译本.在该刊1968年第四期发表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一种持续的关系》(ChinaandAustralia：aContinuingRelationship)一文中,他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邻居”(p.394)并提出,“研究和了解当代中国是未来中澳关系之关键”,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投入更多时间研究中国文明,澳大利亚才能“产生不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陌生神秘的一代人”(p.397).虽然费茨杰拉尔德没有通过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但他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向澳大利亚读者敞开了一道大门,从中透露了中国文明的信息.很有意思的是,在《米安津》创刊初期的50年代,经常会有关于亚洲作家会议的报道见诸于页面,如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其中提到了中方代表茅盾和EmiSiao(萧三),但指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即抵达中国的英文文学都是通过苏联的外文出版社,人们能读到英美作家狄更斯和法斯特(HowardFast)的作品,却不见澳大利亚作家的踪影,如凯撒琳普里查德(KatherinePrichard),弗兰克达尔比戴维森(FrankDalbyDavison)和亨利劳森(HenryLawson)等.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报道(《米安津》1955年第二期)和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报道(《米安津》1959年第一期),其中长篇引述了中国21人代表团中主要发言人周扬的原话,重点指出,各国的文化交流“无疑会增加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推动东西方各国文化的发展.”(p.110)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尚未染上后期的政治化毛病,视觉取向是以文为主,有意消解文学中的政治含义.如在关于《亚洲文学宝库》(ATreasury0fAsianLiterature)(1958)一书的书评中,诺曼巴特勒特(Nor－manBarflett)指出,所收的韩素音的短篇小说《周大狗》(BigDogTsou)完全“缺乏政治意识”(《米安津》1958年第三期)(p.361),但这种相对摆脱政治的现象反而“更有力,更能代表亚洲”(p.362).
除了上述介绍报道之外,五、六、七十年代《米安津》在中国文学方面基本剃了一个光头,正儿八经译介的中国作家仅有一人：鲁迅.0译者本人也非科班出身.JB韩森一娄(J.B.Hanson－Lowe)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石油地质学家和文学爱好者,他在荷兰海牙偶然发现一件散佚的中文手稿,看不到作者署名,后来根据标题猜测出自鲁迅之手,又经一位华人朋友确认如此.这就是他始而翻译,终而在《米安津》1960年第三期发表译文《孔已己》的来历(pp.276－281).关于鲁迅,韩森一娄似乎情有独钟,早在《米安津》1955年第二期就专文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其作品《阿Q正传》,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认为该作不像“冯雪峰同志”(p.213)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政治辩论家的角度,揭露宗族制度的陋习”(p.213),而是一部“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文学作品”,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或无产阶级实用文学的样板”(p.213),完全与共产主义无关(p.208).
70年代末和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澳大利亚面向亚洲和中国开放的时代.自“白澳政策”在60年代末解体,中澳1972年建交,亚洲移民大批涌入,澳大利亚全面进人多元文化时期,通过《米安津》这个窗口也折射出了新时期的文学变化.80年代来自中国的文学依然沉寂,仅发表了两个澳华作家作品,如高博文(BrianCastro)的一个短篇(1983年第一期)和K.Poon的一首诗(1984年第二期).进入90年代,情况出现了好转,不仅面宽(涵盖了澳华作家的英文作品和89事件后来澳大陆作家的英译作品,如丁小琦的《女儿楼》(MaidenHome),而且有重点(专门出版了亚洲特辑[1998年第三期]).与《南风》杂志不同之处在于,这十年,《米安津》重点介绍的除澳洲作家外,都是澳洲土生华人或者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或其他国籍的前大陆作家,如丁小琦(1994年第一期),来自新加坡的余燕珊(AudreyYue)(1996年第一期),来自香港的高博文(1997年第二期),澳洲土生华人作家简哈钦(JaneHutcheon)、陈顺妍(MabelLee)、NatashaCho、来自大陆的赵川(LeslieZhao)、桑晔、欧阳昱和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杨炼(1998年第三期).但其优点也是其缺点,即没有直接来自大陆的古代和现当代作家的英译作品,仅在1999年第二期发表了欧阳昱译的一首于坚诗《墙的发现》(p.20).
从2000年开始,《米安津》在保留上述这一倾向的同时,重心向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稍许偏移.除介绍澳华作家欧阳昱、沈元芳、ChristineChoo、ChongWeng－ho、关嘉祥(AndyQuan)0等外,还发表了陈顺妍译英籍前大陆作家虹影诗歌(2000年第四期),裴希敏译于坚散文节选《棕皮手记》(2000年第一期),又分别在2004年第二期和2005年第四期各出版了一期“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n)特辑和“连接舌语”(ConnectingTongues)的翻译特辑,推出了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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