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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无时态变化、无格的转化、无性的区别、无语尾变化、无单复数之别也无前缀与后缀,一旦脱离了语境,便会歧义迭出”.郝大维、安乐哲指出,古汉语中抽象名词的缺乏,使得“古汉语不像大多数西方语言那样建立在命题上.名词功能的支配地位排除了那些具有主谓句式的有限制的意义陈述”,它关心的是语言效果而不是命题的真假,因此,古汉语“书面语言的论证所具有的逻辑力量换成口头语言就不一定存在了,反之亦然.”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语序在汉语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词与词之间,可以颠倒变化,很少有甚么词必须在甚么位置,甚么词只起甚么作用的限制.只是词位变了,它的意和义便随着变化”,语序的改变会引起意义的变化,这对汉语来说常常是一个优点,因为在文字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借助文字的不同组合来传达思想感情,含意显得更加微妙,手法也显得更为高超.启功拿王维诗中的“长河落日圆”一句做试验,将该句拆散后重新组合,变成“河长日落圆”、“圆日落长河”、“长河圆日落”等十句,发现仅有一句绝对不通.由于汉语语法上的灵活性,词序的选择往往成为文本建构中需要特别考虑的因素(比如曾国藩以“屡败屡战”代替“屡战屡败”).这在诗歌当中更为突出,最典型的例子是回文诗、回文词、集句、藏头拆字诗等带有游戏性质的文本.
语音在汉字中的附属地位,使得语音成为一种修辞因素.由于语音与意义的关系并不紧密,语音的和谐也就常常与意义无关,而成为一种令人愉悦的纯粹形式上的和谐.音节和节奏的调节靠的是字数的增减,潘文国在引用《文心雕龙•,熔裁》关于繁简增删的论述之后指出:
像这样通过增减字数,调整音节,来影响语言组织,影响风格,而与意义关系不大的情况,在其他语言中很少见到.有人以为这纯粹是修辞问题,其实不然,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对“字、句、章”都有影响,也比如会影响到语言的组织和结构.
林语堂193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人》有专章论述汉语文学,阐述了不少有趣的见解:
中国文学的媒介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等单音节性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性,汉语写作的特性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性等这种极端的单音节性造就了极为凝练的风格等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
在林语堂看来,文言是死的语言,不可能确切地表达思想,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缺乏推理,文言文中的议论极端幼稚.科举考试中的一流作品,以及用文言写成的行政公文和现代公告,总是先考虑辞藻和语音,它们一旦译成英语,就显得极其简单、愚蠢.比如“凡有损吾国权益侵犯吾国疆域者,吾辈将逐出之！凡危及天下承平者,吾辈将制止之！”之类的语句就只是一些漂亮的空话,它们将个人感情隐藏起来,代之以无个性的外表.同时,他还认为文言极不适合讨论或叙述事实.毛喻原对于汉语的忧虑和批评则十分尖锐,他认为汉语面临着一种“险境”和“诡谬”,如“唯视觉主义”,自我封闭,表达含混,同义互释,逍遥玩情等.洪堡特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汉语句子都很短小或者容易切分成短小的句子,正是句子的短小简单,使得汉语语法成为可能.但这样一来,要理解句子里的词,就必须考虑到几乎每个词的词义变动,并将每个词与先前思想(文本)的关系:
在把汉语作品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时,我们总是看到,译者自始至终在努力把概念、命题联系起来,而这些概念、命题在汉语里本来都满足于孤立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孤立的存在,汉语的词才获得了更大的分量,人们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它们本身上面,才能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种迫使读者更多地关注词语本身的力量,强化了汉语的自我指涉性质.汉语写作首先关心的是文本的自我衔接(比如对偶),包括文本之内各种形式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如用典),而不是文本的意义,更不是对现实的描摹或反映.自我指涉是汉语文本的最核心的结构原则,而修辞优先原则是实现自我指涉的重要途径.
“语言之间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说话者可以或者不可以表达什么,而在于说话者必须或者决不能表达什么”,不仅在文学表达上,而且在人文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汉语的可说与不可说,依然是一个需要通过仔细辨别来加以界定的工作.另外,人们普遍认为汉语适合充当文学媒介,更具有诗性,这是对汉语的赞美,却有可能贬低汉语文学的成就,因为“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等但是语言本身的方便不能归功于艺术家”.
四、汉语思维:媒介塑造思想
从广义上说,文学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而就汉语思想的情况来看,甚至可以说,它的表达方式基本上就是文学式的,即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诗性言说.许多学者在讨论中国思维特点的时候,都受到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影响.比如成中英认为,要改变中国思维就必须改变中国语言,反之亦然.有些学者还将“中国思维”置换成“汉语思维”.这实际上将汉语文学放在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中.
洪堡特认为,不能把民族的特点都归因于语言,而且只有那些发达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精神个性.虽然语言相对于民族和时代而言是被动的,并且常常变动,但他相信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原初的特性和作用方式,限定着个人对于语言的具体运用,限制着个人的感知方式,人必须首先在语言中思维、感知和生活,然后才能理解语言之外的世界.语言的三重目的(理解、感知、思想)或三种作用方式是互为条件的:
若是只有一种方式占据支配地位,语言就会走上歧路,明晰性将让位于空洞乏味,感性的表达将为夸张、做作的多情善感所取代,理智的思考则将跌入混乱无序的苦思冥想之中.所以,完美无缺的语言特性取决于三种作用方式适当的协调一致,虽然其中的某一种可能具有优势.
在汉语当中,这三重目的之间的关系如何成中英认为,西方把语言当作“概念的形式”和“观念的结构”,指谓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方式,而中国仅仅把语言当作表现意义的工具,甚至把语言当作“审美媒体”.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思维的差异:
西方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理论系统、概念系统、理论架构.中国语言则不同,如“阴阳”观念,几乎可以指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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