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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征.单音节性在某些方面增强了汉语表达的可伸缩性,而媒介的可伸缩性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语言中有意义的单位的简练和整齐有助于把结构词和词组做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乃至更多音节的方便好用的模式.我还斗胆设想,如果汉语的词像英语的词那样节奏不一,如male跟female(阳/阴),heaven跟earth(天/地),rational跟surd(有理数/无理数),汉语就不会有“阴阳”、“乾坤”之类影响深远的概念.
葛兆光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汉字的衍生和分类对于汉语思维的影响,一些从“初文”衍生出来的汉字,在古人心目中不仅是部首,更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依据.比如,“木”作为类名,不仅涵盖了树木,而且还包括树木的一部分(“本”、“末”),以树木为原料的建筑部件和用具(“柱”、“楹”、“杠”、“栅”),与树木有关的性质及特征(“朵”、“枉”、“柔”、“枯”),乃至从树木引申的现象(“杲”、“杳”、“”).当人们接受了这种分类现象之后,它就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事实世界的理解.因此,“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思想上的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然后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的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文字和语言就这样规范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陈汉生一方面认为汉语可以完美地表达抽象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认为“来自语言的关于这类抽象和心灵思索地一般促动因素(语法结构和书写系统),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在他看来,这与汉语的理论建构能力无关,而仅仅意味着汉语文本建构过程中的一种选择:
中国的哲学著作相对来说是更有诗意和平稳的,而论证不是典型地那么严谨的,也不是完全的等他们特别强调有力的、吸引人的、有鼓动性的、能掌握听众的、甚至是具有诗意的口号和表达风格而胜于说服性论证.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少缺少科学和伦理学,不关心“真”、“假”问题,是因为“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思维的具体性和内在性,它不用抽象名词或虚拟条件句作为其基本表达形式”,因为缺乏超越概念.雅斯贝尔斯高度评价老子“这位形而上学思想家的超时代的意义”,但认为老子惯用的佯谬、对立“可能是一种累赘的表达方式”,“当人们寻求确定的知识,可又总是不断地只听到这些难以捉摸的佯谬语句的时候,这种玩弄对立的游戏不免令人失望”,而倾向于像老子那样在痛苦之中保持乐观开朗的心境,也使得“中国人不仅没有创作出文学上的悲剧,而且也根本不了解悲剧,尽管他们也能看到并体验到不幸”.华裔法国学者程艾兰有类似的概括:“中国思想并不能被归结为一组论题,它永远在扩展,因为从其本质上来说它是诗意的等寻找一种不拘于线性的和理性的语言的努力可见于中国古代所有典籍”,但她显然更倾向于情感上的体认.郝大维等人认为“中国古典语言中的‘句子’不是以命题的形式(主-谓)表达等缺少命题形式就是对真实与虚假问题不感兴趣的例证”,而“在汉语中相对缺少与事实相反的条件句,这意味着缺少对科学和伦理学的研究的兴趣”,同时,抽象名词在中国哲学主流话语中没有重要意义,因为“将抽象名词实体化,如果没有实际起作用的超越的观念,是不可能进行的”.葛瑞汉则从语法角度入手,认为中国哲学“受到一种没有词法形态区别的语言的引导,这种词法形态的区别能唤起人们对句子结构中逻辑关系的注意”,即使是墨家也对建立逻辑形式不感兴趣.可以说,汉语思想在处理修辞与逻辑的关系时,选择了修辞优先的策略:
在西方古典传统中修辞与逻辑的背道而驰,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并不明显等即使墨家的事例也表明,逻辑的形式并未被用以整理话语,同样也没有被用于作为一种展开严密推论的手段.恰恰相反,就墨家所理解的修辞与逻辑的区分而言,修辞,即合乎伦理道德的推理,优先于掌握逻辑形式,是修辞而不是逻辑,才是交流的首选方式.
陈汉生还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用汉语表达的哲学系统以任何传统上重要的方式承认抽象(共相)实体的存在,或让其发挥重要作用,而西方语义学、认识沦、本体论或心理哲学则给抽象以重要地位”.赵汀阳则认为,“古代中国虽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缺乏逻辑性语言而没有形成科学理论.中国传统思想并非不合逻辑,只是思想重心和语言体系显然偏向文学”,即使是宋明理学,也由于依靠类比、隐喻和心理暗示来进行思想论证,而无法在“问题体系”、“概念体系”或“方法论和思维技术”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有所突破,因而在学理上没有什么伟大进展.正是这些局限,使黑格尔认为汉语“外在的语言形式用它那不透明的外在性遮蔽了声音,遮蔽了内在的言说,遮蔽了‘纯粹的自我’,而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就是这种有缺陷的书面文字的范例”.
除了从形而上学、认识论等角度考察汉语思维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有待“问题化”的问题,那就是汉语思想对待痛苦、苦难的态度.余虹曾对汉语诗歌中的审美姿态提出疑问:汉语言文字表达是如何在审美迷恋中漂离自己的诗性本质而不堪“痛苦”之重的他认为诗歌的本质不是审美性,而是“真之显示”和“生存关怀”,而“将‘艺术空间’的极致误解为‘审美意境’在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诗歌的视野和它敞开的世界,并最终导致了中国文人无视生存之真而在‘趣味’中的安居”.张志扬所提出的“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的问题,以及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所探讨的审美与救赎之间的抉择,均与此相关.这些声音至今仍然显得微弱,在学术界尚未找到合适的讨论方式.相关知识背景的缺乏,对于汉语文本阐释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使得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难以展开,也使得一系列重要的证据始终散落在学科视野之外.
无论如何,从汉语这一媒介入手,对经典的汉语文学文本以及一切具备“文学性”的汉语文本进行研究,必将有助于症候式阅读的开展,帮助我们揭示文本的深层结构,追踪那些微妙的意义,或者寻找到某些意义存在的确凿证据.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9页,第203页,第202页.
比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和程千帆、程章灿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西川:《汉语作为有邻语言》,唐晓渡、西川主编《当代国际诗坛》(二),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四章.
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第79页.
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文集另有几篇文章谈到语言与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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