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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我的祖籍福州,等记得,福州是叔伯口中的唐山.陈旧的四合院,加上几畦圃田,便是梦里的家园.尽管生身父母已仙逝多年,尽管同辈兄弟已所剩无几,他们还是要回去,回去看看那一理就理出了白发的儿时故乡”.“而叔伯的唐山,到了我,已不再如此情长.梦里不见福州也不会引以为憾.毕竟,福州只是中国版图上的南方一隅,也不再有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钟怡雯《我的神州》也说:“我终于明白,金宝小镇,就是我的神州”.林、钟二人的叙述,透露着新生代文化情感的转移,从中国转向马来半岛,也就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她们所表现的,是蓉子所说:自觉自己是个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人了.这样的人,便不再自认是个飘零者、移居者、过境者,或者说,他们同意早先华人及中华文化是离根而散布在各地的,但既已散布于各地,各地之华人文化或文学便不再是中国的了.2002年12月暨南大学东南亚所所办“重写马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中,张锦忠《离散与流动: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一文,就表现了这样的看法:
中国文学不离境,中国作家不出走,不下南洋,便没有马华文学的出现.马华文学从离境开始,现在还在离境中进行.离境,其实一直都是马华文学的象征,更是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的写照.
这时,散离就只是离而不是聚.因为流离了、与中国分散了,所以才有马华文学.但称为马华文学,仍不免被“误会”为那是海外的中国文学,因此他建议落实为“新兴华文文学”.新兴华文文学,这个称谓,既表明了与中国的疏离,马来西亚华人不是中国人,也要与中国文学疏离.他说:“作为新兴华文文学的马华文学作者,有职责去寻找出和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决裂的言说方式.这决裂的大前提是:华文不是中国的语文等海外的华文,总已是一种在地化的话语,一种道地海外的语文等.换句话说,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Chineseofdifference),另有一番文化符象.走的是异路、歧途,文学表现也大异其趣,这样的新兴文学才有其可观之处”.
在与中国疏离的态势下,他们强烈反对那些心怀中国的作品,认为那些只能称为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而非马华文学,更非新兴华文.例如张锦忠就建议将马来西亚建国前的华文文学排除在马华文学之外:“客观地说,在马来并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南洋华人身份不明,没有马华文学,只有海峡殖民地或各马来亚联邦的华文白话或文言文学书写活动.这些(延异的)书写活动,既是中国作家创作活动的延续,也是马华文学的试写或准备”.
切掉旧的,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方法.如张光达说:“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等”.
总之,疏离就是要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在这种论述中,中国文化的深厚悠久,或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都被重新解释为一种文化霸权,会对本土的文学形成戕害.像黄锦树就说:“要写出典雅、精致、凝炼辞藻丰富的中文,无疑要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吸取养分,深入中国古典文学,这一来同时导致文化、思想上的‘中国化’,很可能会造成情感、行动上的‘回流’,而认同中国等.然而设使不深入中国传统,又会受限于白话文本身存在的体质上的虚弱.深入传统外,还需紧紧盯着海峡两岸‘新’文学的发展,吸收白话文在这两个中国文化区的实验.这种‘关注’本身就含有比较的成份,无疑中国文化区的文学创作是相对的优越,因此‘本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轻视,而无法呈现一种血缘上的连续性”.
王润华也有类似的话,说:“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殖民文化的主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材、新形式,因此不少被迫去写远离新马殖民地的生活经验”.
在这种论述下,早先被推崇说是散播文学火种去南洋,或赞美其影响沾溉甚大者,亦一反而成为压迫当地文学及文化发展之霸权或殖民者.如王润华所称:“这种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所设置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规范,从殖民时期到今天,继续影响着本土文学.”(同上)
这种本土论述的言说脉络及大体主张,大概就是如此.本文顺着陈贤茂所举蓉子的例子来讲这种论述,故所介绍集中于新马华文文学界的情况.其实,在西方后殖民理论影响下,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三)华文文学新秩序
但本土论述虽声势汹汹,同样无法普遍适用.因为就像黄运基编《美国华侨文艺丛书》所显示的,本土论述者固然亟思去中国性,不愿再被称为华侨,可是仍有许多人是拥抱中国性、仍要坚称自己是华侨的.固然有王润华、蓉子、黄锦树、张锦忠这些不愿再做中国人的人,可是也仍有一大批仍固执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既是中国人也是ㄨ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人的人.
由理论上说,援引后现代、后殖民以张说本土者,均努力将本土形容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场域,以降低中国在此的地位.但无论怎么说,中国毕竟是这多元中最大一元,而且大得多.要想借多元论去否定或稀释或替换中国性,都非常困难.刻意为之,则更显得虚矫.纵能杜人之口,亦不足以服众之心,反而在其发言领域激发了无穷争辩、制造了憎恨.
何况,若欲以多元论打破一之性,以追求多元文化新境,为何又不能容忍多元社会中有人仍愿独尊中国性或仍愿认同中国这种情况呢
再就论争的策略说.本土论述虽广泛援引后现代、后殖民,但其理论目标可能反而是保守或反动的.因为它以后现代、后殖民为说,可是某些时候竟会因要批判中国是“殖民者”而美化了另外真正的殖民者,例如英国、日本.它以后现代、后殖民为说,许多时候它又回头拥抱了国族论述,从而使自己陷入悖论之中.
新世纪的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论述,则应摆脱这种国族主义.这倒不是说国家已不存在或我们可以不必理会国家,而是说自居一国而与另一国(中国)对抗式的思维,可以不必沿用了.正如戴维•,莫利及文•,莫利及凯文•,罗宾斯所说:
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归属的根本原则,一直是透过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透过单一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现在这种忠诚正被日益削弱,尽管我们可把近来民族民粹主义理念(national-populistideologies)的抬头看作是对这种趋势发出的无望取胜的回应.而且我们正目睹着既浮现出扩大了的公民概念(指整个欧洲大陆,因欧洲共同体出现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以及相关的整体欧洲公民新概念),又浮现出有限范围的公民概念(指地方、地区、省际).人们正从这个“全球-地方关系”里锻造出新的结合、从属、包容形式.
在一个新的“全球-地方关系”架构中,世界华文社会公民概念和有限范围公民概念其实是兼容的,因为大量华人移民,早已使传统国籍与疆界难以界定,马来西亚作家俄而移居台湾,俄而台湾作家入籍北美、俄而香港作家移居美国、加拿大、英国,或中国大陆作家旅于欧澳,还有许多非华裔的优秀华文作家,他们属于那一国不易确定,也不重要(或不再那么重要).华文作家唯一不变的身分,只是他的华文写作.因着华文的书写,使得现在世上已出现一种新型的空间-地域关系,华文文学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域,所以它们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中,造成边界与空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人们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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