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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流动的,文学是历史的文化性构成,文学和历史都不是固定、静止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由于近代台湾特殊的历史语境,台湾近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并非呈现出直线与单面的发展态势,除传统文学史通常意义上的主流作家与经典作品之外,还有一批数量庞大的“另类”文学――边沿文学,它们在台湾近代文学史上占据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台湾近代文学中的边沿书写呈现出一个重层性镜像,诸如对于诗钟、击钵吟、制义、联语、竹枝词、笔记、骈文以及俗文学形态的“歌仔册”等边沿文体的整理,对于游宦与游幕作家、内渡作家以及艺旦、怨妇等另类作家(非主流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史料的收集,对于文学外部制度与文学史实、圈外事件与文学史分期的关联等构成的文学周边文化关系的探究,均可列入台湾近代文学边沿问题研究的范畴.本文避开正面论述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主流作家、经典文本等传统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借鉴“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理论,以“文化诗学”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把文学还原到文化背景之中,对台湾近代文学边沿问题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整理、观察往常被视为“末技小道”的边沿文体,选取往往被忽略的另类作家进行解读,透视、分析那些似乎远离文学的外在势力.目的为文学史写作、文学史料的收集起到丰富充实与拾遗补缺的作用,并以此迂回包抄,还原历史原貌、寻找文学祖庙.

一

边沿文体有时可以起到非边沿的文化承传作用,特别是在台湾近代社会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形式有时能起到文学内容所无法起到的作用.“文类是文学理论中最为古老的范畴之一.文体学可以看作文类研究的一种分支.”“许多时代都有自己主导的文类系统.这是一个通常的规律: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类系统是同该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与任何其它制度或者规定一样,文类也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的构成特征,并且受到这种历史语境的制约.一个社会总是选择尽可能符合其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想像予以系统化.所以,某些文类存在于这个社会,而不存在于那个社会,这往往显示了特定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作用.等从历史语境到文类特征,这常常是一个有效的考察线索.”以此观照“边沿文体形成”的话语机制,在日据时期,殖民当局逐步限制进而扼制汉语教学和汉文报刊,却不曾对使用文言、写作旧诗和结社联吟的活动实施严厉的限令或禁令.诗钟、击钵吟、制义、联语、竹枝词、笔记、骈文以及俗文学形态的“歌仔册”等都是边沿文体,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就成了“反殖民”的重要武器.

诗钟源于闽江流域,清代传入台湾.“诗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字游戏.然而,诗钟一体传入台湾后却在台湾文学史上一再发生重要影响”,“诗钟(击钵吟)一体在台湾的盛行,是台湾建省以后文学上繁荣局面的引子,又是1902年以后台湾文坛复苏的契机.”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热烈欢迎,迅速在全岛传开,社团群起,作家层现,从而开创了一个“击体联吟”的文学时代.日人据台后在台湾实行所谓“民族同化政策”,大肆提倡日语、禁用汉文、毁坏社庙、改变风俗,剥夺台湾人民学习母语的权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台湾钟手把诗钟作为沟通和联络全岛人声息的重要方式,共同抵抗日本当局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从1895年日本入侵到1923年台湾新文学产生,诗钟与击钵吟一起共同构成汉学的主体,并且替代了传统的汉书房,承担起延续和承传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联语,雅称楹联,俗称对联,当可称为民俗文体,集民族性、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形式”.台湾近代联语在特定的历史区域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延续民族命脉的特定作用.在近代台湾,幕府在录用人才方面以不拘一格、自由流动等优越性为号召,吸引、集结了一批无意、失意或者仍然着意于科举、仕宦之途的文学人才,养成、助长了文学上议政干政、结社联吟的风气,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台湾文学影响至深、增色不少.而无论是类似于民歌的竹枝词,还是在乡村里普受欢迎的俗文学形态的“歌仔册”等,对于处在中国内忧外患的焦点的近代台湾,都是借以抒发家国之恨和文化乡愁、传承中华祖先传统文化精神的绝佳载体.

这些边沿文体虽然处于文学的边沿,却可以随时启发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正气节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击钵吟、诗钟等文学游戏活动使用的语言工具始终是汉语言,这种游戏文学形式在日本殖民政府语言暴政下,“维一线斯文于不坠”,使中华传统诗歌的创作在整个日据时期都未曾断绝,于是不能低估台湾近代文学时期的边沿文体的文学史意义与美学价值.因此,本文对台湾近代文学史上的诗钟、击钵吟、制义、联语、闽南语歌仔册、笔记文学等曾经被视为旁技小道,甚至“声名狼藉”的边沿文体,进行了溯本清源的整理,阐发它们在近代台湾这一特殊的地理区域和特殊的历史时段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二

文学和历史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作为个人的自我也是这样,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人的本质”,人和文化嵌合为一,互相塑造与生成.格林布拉特认为:“自我塑造”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他还特别强调这些外力的权威性和异己性,福柯则认为权威或权力话语的确立必须有异己它者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有形或无形的排斥和压抑.这样不仅文学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超不出自己的时代,就像黑格尔说的“任何人都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

台湾近代文学史上的另类作家创作为我们呈现了台湾近代文学(特别是日据时期殖民语境下)另一个真实的侧面,此时期出现的游宦与游幕文学、内渡文学以及青楼、怨妇文学,大多与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有关,文人、庶民遭遇家国之变,因此藉文学作品抒发悲怆之情与不平之鸣.

所谓“游宦”与“游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游宦”即宦游者,指为求官或做官而出游者,在台湾近代文学史阶段,存在着许多“宦台”作家,如刘家谋等,有一部分作家到台湾是担任没有官职的幕友(又称幕宾、幕客和师爷,即中国古代官署里没有官职的辅佐人员),如林豪、杨浚等,故不能列为“宦台文人”,只可称为“游幕”诗人.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渡台人数不断增加,闽、粤特别是泉、漳的诗人文士更多入台,大大促进了当地文坛蓬勃发展,一时“游宦贤寓,簪缨毕集”,各种诗社纷纷蔚起,诗风之盛甚至不亚于母文化发源之大陆.一批又一批大陆游台作家几乎都写有采风问俗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形,记录了台湾“原住民”的生活,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大陆作家带动下,台湾本土作家先后响应,台湾文坛逐步形成一股采风问俗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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