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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风气,在咸、同迄于光绪初年盛极一时.福州去台诗人刘家谋的《海音诗》显示了近代台湾采风创作的最佳状态和最高水准.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使自己在台湾的统治不受阻碍,在第五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使变卖所有产业,退出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据统计,因“义不臣倭”而离去的台湾人,有6456人.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即满含义愤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汪春源泣血上奏: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了台湾人民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这些富有民族气节的士绅在台湾沦陷后,许多人满怀悲愤被迫内渡大陆.内渡作家即指这批人.他们在大陆写作大量诗歌,厦门菽庄吟社常是他们击钵联吟活动的会所.
在内渡作家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丘逢甲.甲午战败,丘逢甲高举抗日义旗,率义军在新竹附近与敌军血战二十余日,终因弹尽饷绝而失败,丘逢甲被迫内渡至广东镇平.抗日保台失败,内渡前夕和内渡以后,丘逢甲饱蘸激情,写下了成百上千的爱国诗篇,表达了至死不渝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和追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理想.《离台诗》是这些爱国诗篇中最真实、最具激情、最有感染力的一组诗,它是丘逢甲不朽的代表作.
日据初期,日本侵略者当局采取了笼络拉拢台湾文化人士的政策,大多数的台湾近代作家采取各种手段抵制日本侵略者当局的殖民统治,但也有一些台湾作家禁不住诱惑,成了民族败类,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成了摇摆不定的“识时务者”,如蔡国琳、罗秀惠、王松等.后两类作家就成为迥异于台湾近代文坛的“另类作家”.观察此类作家的为人为文,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拷问他们的灵魂良知,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知日本殖民压迫的残酷、台湾民众反抗侵略的勇敢坚毅与智慧策略.
对于台湾传统士人、旧式知识分子而言,烟花柳巷、楚馆秦楼,似乎有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隐喻,故而被提升为故国想象的汉家符码.日据初期台湾的赠妓诗颇具遗民文学的悲怆,透过“才子名妓”这汉民族符码的飘茵堕溷,台湾近代传统文人怀才不遇的悲愤落寞,以及时不我与的边缘感受,往往在狎妓偎娼冶游的诗作内容上,寄托了他们河山沦丧、风光不再的悲愤难平.另一方面,处于男权社会边缘的女性书写,则在哀怨的倾诉中,透露出男权封建社会里弱势性别群体至真至纯的情感体验,及其遇人不淑后的不平之鸣.其代表人物为王香禅、蔡碧琴等.从女性主体出发,探讨日据初期艺旦、怨妇在上述文化语境中如何突围,如何在“才妓”的身份外开创出别样的边沿文学天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边沿问题.从这些非关国事的女性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怨妇”书写的背景因素和文化氛围,并从男性强势话语的反面视角,挖掘出边缘文人视诗妓吟唱为汉家符码的深层意蕴.
三
作为“部分”的文学话语与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不可分离的,文学阐释的必由之路是必须先“还原”一种历史文化语境,然后依此语境对文学作出解释.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强调“文本历史性”的同时,更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因此台湾近代文学背后所牵涉到的政治势力的角逐、原乡情思与闽台关系、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等种种复杂的外在势力的纠葛,都是应予关注并厘清的事项.
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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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近代文学发展中,政治势力的角逐最明显最深刻显现在“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的较量中.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大批台湾作家被迫离台,返回祖国大陆,1895―1923年间,施士洁、许南英、汪春源、陈浚芝、连雅堂等台湾近代诗人跨越世纪、跨越海峡、流寓福建各地,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文章及诗篇,为台湾近代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但日据初期台湾文学也经历了一个沉寂期,留台诗人的文学活动曾一度处于秘密状态或停顿状态,如1897年鹿苑吟社的创立活动、1898年台中栎社及王友竹、洪弃生等的创作.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日据初期台湾文学也走过了若干曲折的路径,留下了某些歪歪斜斜的脚印.不可否认,日据初期台湾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全面沉寂到全面复苏的过程,而全面复苏又是以日人的介入和击钵联吟之风的重振为契机的.由于日人的介入而产生的媚日倾向、出于“击钵吟”一体的盛行而产生的游戏之风在1920年后逐步发展,因此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批评也是历史的必然.但从日据初期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台湾诗人秘密的文学活动,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表明在异族入侵后台湾文学也不曾留下空白.日据初期,日据当局先是在文化上采取若干笼络政策,企图吸引台湾诗人参加日人组织的汉文学社团,后改为文化管制政策,而日据初期台湾文学的全面复苏――诗社林立、诗人辈出、活动频繁,却是在日据当局的文化管制政策的重压之下发生的,其文化上的反抗意义显而易见.
如何将文学重新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文化诗学研究者试图打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将各种边缘性文化因素考虑进来,诸如绘画、风俗、佚文、轶事,甚至是巫术中的咒语.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些看似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和共鸣的关系,互为彼此的回声,带有相同的精神印痕.这种“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的共鸣”理论,对于解读“台湾近代文学与闽台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阐释路径.
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亲缘关系最直接地体现为闽台关系,清代台湾在建省之前隶属福建,称“福建台湾府”,建省之后称“福建台湾省”,官方的行政区划和行政设置加深了台湾建省初期闽台关系.台湾在历史上经历了艰难的移民开发阶段,福建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台湾居民的主体,其文化也随同移民一起带入台湾.闽台一水相隔,地缘、血缘、语缘、习俗相近,故被视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在文学艺术上也有很深的渊源.如台湾文坛采风问俗之风的开创传布,诗钟一体的播迁流衍,皆源于闽江流域,而在台湾盛行.
文人创作中的闽台民俗,从台湾的竹枝词中可见一斑.清代台湾竹枝词以郁永河的《台湾竹枝词》、《土番竹枝词》为划时代的创作,廖雪兰盛赞此二组竹枝词是以“游览客”的眼光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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