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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现代性与台湾日据时期通俗文学述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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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论述”里东亚也不是仅仅指大中华地区.所以,柳书琴的整体构想与实际论述存在断裂之处,整体构想是以“东亚”为参照和比较视野,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仅仅是以大中华地区的“上海”“满洲”等汉文地区与台湾的通俗文艺作比较,虽然“上海”、“满洲”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势力范围,其通俗文艺的发展受到时局影响,与日本殖民体系及东亚新秩序有所联系,但两地文学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承自中国的文学传统,至少在语言上依然是袭用汉文,而非日语.柳书琴既然讨论日本殖民体系影响下的东亚文学,具体论述的范围不应该只局限在上海、满洲,至少应该把日本本土或者韩国的通俗文艺包容进来,这样才真正实现台湾文学与东亚文学的比较对话,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把台湾文学放在“大东亚”的背景下论述.上海、满洲虽然曾经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被纳入殖民体系中过,但是两地从未真正丧失主权到“失语”,把两地当成日本殖民势力的代表,毋宁说两地是中华传统的承载者.上海与台湾两地通俗文艺的互动,与其说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殖民秩序的作用,笔者更愿意把它视为两岸文学正常的交流互动.“大中华地区”与“东亚”不管是地理上还是学理上都无法等同,仅仅在大中华地区讨论通俗文学问题,这是汉语区域的通俗文艺的比较研究,而非东亚视野下的台湾通俗文艺研究.“东亚”概念与日本帝国当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台湾作为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对台湾实行皇民化的同化政策,甚至全面禁止汉文的使用.但是,与新文学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禁绝的处境迥异,日本殖民当局对通俗文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的时候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下.具有通俗性、消费性、国策性特征的《风月报》甚至在日据末期成为风行一时的“全岛唯一的汉文杂志”,而这个“国策性”指的是台湾殖民当局配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政策.而柳书琴的《从官制到民制―――自我同文主义与兴亚文学》以《风月报》中的自我同文主义与“兴亚文学”的关系为观察起点,梳理“东亚战争”语境下,殖民主义与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台湾汉文书写者及其生产的汉文文艺的关系.她从汉文通俗文艺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国策性特征入手,企图分析在“大东亚战争”背景下,汉文通俗文艺与殖民主义的关系.直面台湾汉文通俗文艺与殖民当局的权力关系,柳氏采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混杂策略”,指出最初台湾汉文文艺生产者利用殖民者的“汉文同文主义”进行抵抗的斗争,随着日本殖民政策和“大东亚战争”时局的变化,出于笼络汉文阶层与“大东亚战争”动员宣传的需求,出现了汉文通俗文艺在汉文栏目禁止的情况下风行的悖逆现象,同时文艺也开始了配合殖民当局的“兴亚文学”论述.在汉文从公立学校和主流媒体中被排除的情况下,“位居殖民地知识界边缘的通俗杂志构筑的汉文公共论述空间,变成汉文同文主义论述的新兴舞台；发言者也从殖民官僚变成了本土文人及新文艺作家”,“在‘汉文文艺生产＝发扬东洋固有道德＝建设新东亚’的自我同文主义逻辑下,《风月报》编辑开始提倡以汉文书写时局文学、时局文章.”本土文人和新文艺在通俗文学的策略性抵抗位置中迷失、自我异化,无意中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粉饰,成为“大东亚”新秩序的配合者.关于通俗文学作者与殖民主义、大东亚战争关系的论述,还有陈建忠的《大东亚黎明前的罗曼史―――吴漫沙小说中的爱情与战争修辞》,相比柳书琴的研究路径,陈建忠是以吴漫沙为个案在文学史传统重估的角度下来看待日据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家.他把吴漫沙小说放在整个文学史的脉络中,认为因为“通俗”和“皇民化”导致了吴氏的“双重边缘性”.陈建忠重新分析了通俗文学作家吴漫沙在“大东亚战争”时期小说强烈的“皇民化取向”,认为对日据时期的作家作品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对待,而不是站在安全的位置简单地对这些作家进行道德审判.同时,陈建忠指出在文学史上处于“双重边缘性”的并非吴漫沙一个人,还有徐坤泉、林辉、建动、林万生、鸡笼生、陈镜波、郑坤五等通俗作家.陈建忠强调要把作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看待,作品应该与其生产场域联系起来评价.荷据、清领、日据、国民党统治,“一朝天子一朝臣”,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复杂多变.本土立场的他认为不应该苛求前人,基本上对台湾日据时期有着“皇民化取向”的作家、作品是持同情、宽容的态度.
此外,日据台湾早期实行“同文同种”的怀柔政策,以“传统诗文”为手段拉拢台湾士绅；后来“日语同化主义”逐渐取代“汉文同文主义”.为此,对台湾人来说使用汉文其实就是一种“保持斯文”的抵殖民意味.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野心勃勃之时,汉文具有“国族象征意涵”,渐渐为殖民当局所不容,批判色彩浓烈的“新文学”遭到殖民当局的强烈禁绝,没有存续的空间；反而是“休闲娱乐”性质的通俗文学逃过一劫.通俗文艺杂志甚至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文人除了诗社、诗刊之外重要的社交舞台,发挥着知识分子书写欲望、交流沟通的公共场域的现代性作用.台湾学者也注意到了汉文通俗文艺保持“汉文斯文”的抵殖民作用.“透过对旧有传统文人集团及其衍生世代的整合、对‘维系斯文于一线’的文化焦虑感之宣扬、对中国地区汉文文化资讯的代理输入,传统文人领军下的汉文文艺生产者成功借由通俗小报形态取得一种抵主流的边缘位置,发展出一套讥诮讽刺的批评话语与文化姿态,故能树立‘俗（通俗）而不同（同化）’的抵殖民文化势力.”“通俗”在日据后期的台湾变成维持汉文传统消解日本殖民文化的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日据后期,通俗文学成为台湾新旧文人寻找抵抗资源、实现败部复活的公共场域.汉文通俗文艺“在自我落伍化（去前卫性）的非现代形式之下,实则蕴藏了一种以汉文通俗杂志形式,维系汉文文化舆论的生产以及汉文文艺的自主演化之目的.借由这种形式与定位,《小报》回避了日本殖民性及殖民现代性之洪流对台湾文化主体的正面冲刷,维系了‘殖民地的现代性’成长发展的一隅空间.”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控制加强的时空背景下,“通俗”变成台湾固有文化存续的载体,只有以“通俗”的名义,汉文文艺才有存在的可能,台湾本土的知识阶层通过汉文文艺的生产维持固有的文化和原有的尊严.“通过杂志、书局、阅读、创作、评论的一种联动,本土文化界零散的通俗文化资源渐渐获得整合,并与中国地区的文艺资源联结,读书市场中出现了一个本土通俗的读／写场域,促进了台湾通俗文学场域的诞生,同时形成抵殖民的另一股本土文化势力.”
但是,殖民当局能够在皇民化运动和“日文同化主义”的背景下容许台湾汉文通俗文艺的存在,说明汉文通俗文艺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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