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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港人处于夹缝处境的真实告白.而回归之后将会受到大陆何种对待,也是香港人所担忧的问题.李碧华在小说《川岛芳子》中借川岛芳子一生纠缠不休的身份冲突影射了这进退两难的焦虑.川岛芳子身为肃亲王耆善之女,意欲复辟满清皇朝,却被族人敬而远之;嫁到蒙古,又遭到婚姻的失败;接受日本的特务任务,败露后被日本拒之于国门之外;临刑前她终于发出了压抑半生的哀鸣:“我是中国人!”却还是被中国处死.在她的一生之中,“从来是一个异类,一个永远的多重他者”,这种身份迷思正暗合了彼时港人矛盾的心绪.周蕾指出:“怀旧提供了一种另类时间,来虚构一个‘新社会’,以解决今日香港的身份危机.”同样采取历史叙事策略来影射现实、揭示此身份危机的还有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相较《胭脂扣》从娼妓史入手,《香港三部曲》则采用了更为宏大的经营规模,征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涵盖正史、野史、方志、民间传说等方方面面.这种“用心良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风情背景”的努力,可谓是香港城市自觉意识的重要标志.作者在小说中对于殖民者及殖民地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索,以独特的视野再现了香港的殖民史,突破了中英香港叙事的限制.小说建构了妓女黄得云与殖民者间的多元关系,以黄得云陆续征服了史密斯及后来的许多男性,进而成为香港地产大亨的结果讽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彰扬了港英当局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对香港的未来表现出信心.在回归前夕这种人心惶惶的局势下,《香港三部曲》的出现无疑给港人带来了重新建构文化身份、巩固本土自觉意识的信心.在施叔青其他的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回归的支持,如《愫细怨》中的愫细留美归港,经过一番挣扎,最后也从洋化的人际交往圈中脱离出来,回归到了传统而包容的中国文化之中.
与《胭脂扣》、《香港三部曲》等以“怀旧”形式来唤起“香港意识”的作品同时出现的,还有黄碧云的一系列创作.与前者不同,黄碧云选择以远离香港的故事来表达即将失去这座城市的惶恐不安.《失城》是其中的标志性作品.小说描写了中英谈判其间其后,香港所出现的混乱局面.港元急剧下泻,通货膨胀,市民四处抢购粮食,大规模港人移民到海外.小说主人公陈路远与女友赵眉匆忙移民到加拿大,以为可以获得自由,谁料却保守异国的冷落与孤独.他们没有工作,成日守在阴暗的家中,俨然是从一座监狱来到了另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彼此间也产生了无以名状的怨恨.“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从火堆跳进油镬,谁知道呢?”他们为求“安定长久”,移民到加拿大,又重新回到香港.可是,“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最后,陈路远选择了毁灭,杀死了赵眉和四个孩子.然而他到底也没有明白,“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很显然,黄碧云将这一牺牲归咎于香港回归,她甚至将英国殖民者也刻划成了这一政治事件的受害者.伊云思来香港担任殖民地警官,失去了英国的太太,随着英国的势力在香港日日衰微,他也渐渐枯萎老去,回归前夕,他感到无处可去,内心充满了惶惑与失落.他知道,“殖民地将不复存在”,自己“将要失去这城市了”.
相比黄碧云作品苍凉的风格,惯用魔幻手法的西西在这一时期仍然选择了漫画化的手法来影射这一时期港人的心态.虽然在70年代,西西已利用“我城”这一概念来推动港人本土意识的发展,然而如何让“我城”不再是一块尴尬的“借来的时空”,不再是一座飘浮在空中的“浮城”,仍是港人担忧的问题:“等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浮人并没有翅膀,所以他们不能飞行,他们只能浮着,彼此之间也不通话,只默默地、肃穆地浮着.整个城市,天空中都浮满了人,仿佛四月,天上落下来的骤雨.”(西西《浮城志异》)“浮城”的隐喻揭示了港人在历史之中的尴尬处境,浮人的形象令人触目惊心.“借来的时空”具有多重隐喻功能.是英国向中国借来了殖民地香港,还是中国以“回归”的形式将香港从英国手中借走?无论怎样,香港无法做出自身的选择,只能仓皇地应对这“借”与“还”的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落差.或许,香港只是徒劳地意欲“借构”自身的“话语权”.
用“浮城”这一隐喻用于概括这一时期香港的城市意识是最为恰当的,不论是李碧华、施叔青等人在“怀旧”小说中重构历史的浮华,还是黄碧云尽力渲染的漂泊无依,所表达的都是无法向前看的不确定感,不能以实际行动来规划与建构自己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城》中仍然以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冀:“即使是一座浮城,人们在这里,凭着意志和信心,努力建设适合居住的家园.于是,短短数十年内,经过人们开拓发展,辛勤奋斗,浮城终于变成一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富庶城市.”本土意识极强的也斯在这一时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论外界对香港有多少陈见,香港人仍需要保持从容的心态.他反对将香港定型化,提出“要将限制化为优点”,走自己的路.(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面对回归,他提出任何历史阶段都将迎来自身的过渡:“我们在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增添不删减/永远在边缘永远在过渡/我们用不同颜色的笔书写/这些东西也很容易变得表面/历史就是这样结构出来的吗?”(也斯《形象香港》)也斯引导香港人正确应对身份的变化,着力建构起全新的城市文化品格和城市文学形象.
不论是漫长的被殖民历史中对自身文化身份不确定和迷茫的“失城”之痛,还是经济全面崛起时期,普遍产生的对“我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是回归前夕的从不知何去何从的“浮城”焦虑,到逐渐产生勇气与信心的心态变化,香港文学在各个阶段都从未放弃过本土的文化自觉意识,一代又一代香港作家将其对社会的认知与城市人群的情感结合起来,以各种形式的表达对现实城市进行重建和重塑,并影响着人们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理解与想象.事实上,香港一直都在努力摆脱中西夹缝中的尴尬地位,寻求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因此在建构香港小说中的城市想象过程中,“我城”的愿望始终强烈.正是因为对于“我城”的追寻,才有了殖民地时期的“失城”之痛和回归前夕的“浮城”之忧.也正是伴随着本土自觉意识上不断强化,建构“我城”的欲望一次次被港人推到巅峰,所以在回归前夕的“浮城”想象中才渗入了诸如黄碧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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