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语种、文化与文学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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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东：当一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有人来对一些基本预设进行推敲.不过,这项工作常常吃力不讨好,容易引起误解和反感.你们此前提出的“语种的华文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学”之类的概念反响很大,但在表述上恐怕还可以再斟酌.无论如何,那场论争暴露出了某些深刻的差异,两代学者之间的差异,或者两种类型的学者的差异.你对这种差异怎么估价?它有没有可能消除,或者说双方是否有可能向着一个共同点来靠近?

彭志恒：怎么说呢,你所说的两代人的差异,尤其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学术研究基本理念的差异,我考虑得不多.其实我们做学问,从根本上讲都是从自己那个很“私人”的角度出发的.大体说来是这样：你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出来的也就会是什么样的学问.做华文文学研究,我也就是这么做起来的.按照自己的本心,合乎逻辑地去想,然后表达出来给大家听,就是这么回事,至于不同学者是否在相关看法上存在差异,我不去考虑,两代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我就更不会去考虑.这样的差异,其实正是构成历史的那种东西,不需要也无法刻意抹除.我是一路念中文过来的,当前在中国高校里面恐怕只有中文系才能培养出有思想的人来,哲学、史学都不太行,因为它们缺乏基础观念.也就是我养成的这点独特的思想,才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使得你所说的“差异”凸显出来.我一直关注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百多年以来,为什么中国人的日子这么苦?生命存在在这片土地上竟然卑贱到可以随时为了一个单纯的借口消亡,这实在是人生大悲苦,而且今天的苦跟过去的苦似乎在分享同样一个根本原因.当初我进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我就想,海外华人作为社会生命,早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后来到另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开展文学写作,他前期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在文学叙事里面肯定会有所变化.我就想从它这个变化里边看中国文化变化的可能性；晚清变局,诚如梁启超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四”时代推倒了它的根本精神――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接下来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反复.那么,中国文化究竟会怎么变?我希望能够弄懂这个.结果我的这个设想,在大量阅读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之后,主要是东南亚的、美国的这两块,得到了验证,证明它是个好课题.

张卫东：你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海外华文文学,但论争中有个细节问题比较敏感,就是台港澳与海外的差异问题.《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家》可以算是你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这本书对于华文文学学科做了一次比较宏观的审视,可以看出,你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很多问题因此清楚地呈现了出来,显得很尖锐.

彭志恒：台港澳比较特殊,它从底蕴上来讲还是中华文化的.这三个区域的文学叙事并不比大陆叙事高明多少,白话文学叙事,只有一个“五四”时代,真正超越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别的时代,都在“五四”个体主义立场上有所退却.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其文学的品质都不怎么样.我主要是看海外,一个写作者原来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长大的,到了海外以后就有了两种文化互相碰撞的问题.从这个碰撞中能看出什么来呢?能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旦遇到一个异质的东西它会怎样变化.我还真的找到了这个变化,而且清理出一个思路来,大体如那本《海外中国》所说,华文的海外叙事从清末中国对外开放到今天,其逻辑步骤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过渡到文化民族主义,再到个体主义.我举个很有趣的例子,当年郁达夫在国外写《沉沦》,小说结尾那个小青年向海水里走的时候,他喊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我们今天难以理解,一个人在海外留学要自杀,这完全是个案,是个体生命的一个偶然遭遇,可是郁达夫却把它赋予了非常鲜明的民族主义含义,这背后隐藏的就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叙事立场.

张卫东：你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何差异?

彭志恒：在我的理论设计当中,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比民族主义观念有所软化,它更宽容一些,没那么激烈了.到了六、七十年代,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也写一个人的死,将主人公吴汉魂的死也赋予了民族主义含义,但已经从郁达夫的立场上有所退却了,缓和多了.到了严歌苓、查建英这一代――主要是80年代以后从大陆出去的,尤其是在严歌苓的的文学叙事里面,中国传统文化那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几乎消失了.60年代的写作,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经常使用的一个题材,就是留学生一到国外就先住地下室,他们老拿那个说事,仿佛中华民族的敌人在虐待他们（小说人物）似的,总的来讲还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视角；当然已经是软化了的.这个题材在90年代的作家那里也一样使用,但这个题材在作品里边的含义出现了变化,不再跟“国家”、“民族”等观念纠缠在一起了.

张卫东：作家不再把它当成一种令人愤懑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来诠释了.

彭志恒：作家立场变了,文学叙事从民族主义泥沼当中摆脱了出来.到了严歌苓那里,一个华人在海外的那种艰难的、乃至没有尊严的生活,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悲惨处境的例证,反而成了作家发掘人的善良本性的途径.严歌苓写的《少女小渔》不仅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在整个华语文学界都可以算得上是一流的作品,因为那里面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我觉得可以说是真正跟现代文化接轨的.

张卫东：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一种糟糕的处境,反倒成了人的内在潜能释放出来的一个契机.它整个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彭志恒：总之,作家们开始学会用一种健全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去解释那些事情,去使用那些题材.不像过去那样,同样的题材他没有办法站到现代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使用它,那就必定使那个题材显得很怪异,其结果除了煽动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没什么了.

张卫东：作家用文本来重构或解释生活,批评家则重构或解释文本,他们的工作性质有相似之处,也容易犯相似的错误.

彭志恒：文学家的创作和批评家的解释其实是一体化的,大体来讲是这样：你有什么样的作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家,有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家也就会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作家.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深一步去想,可能是相当复杂的.

张卫东：你所批评的华文文学研究模式,里面其实有一种错位,是不是?

彭志恒：对.我想我能够避开,主要是因为我梳理出来了华文文学的历史的叙事脉路：由最初的文学叙事的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后来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再后来就向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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