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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语种、文化与文学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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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看,我觉得那是个瞎起哄的说法,说者其实不懂哲学.我正在为“中国思想史”写作准备材料,据我了解,古代中国有不少一流哲学家,朱熹便是.今天人们熟知叔本华、尼采等哲人,其实他们都是些下三烂的哲学家,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海德格尔,我看也只能算作一个哲学家队伍里的暴发户.我说的中国古代的优秀的哲学家,都是比这些人强的.但是,近代以来,哲学思维在中国文化里的确没有生产出什么好东西.根据我的观察,近代以来中国在哲学这一块儿――思想在哲学的这个天地里面只收获一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这个概念是中国思想的基础性概念.
张卫东：这跟马克思有关吗?马克思的物质.
彭志恒：有关系,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的误读才发生中国近代以来的物质.
张卫东：就是说,中国人比较相信物质,充分认识到了物质的力量?
彭志恒：不是,我是说这个概念左右中国思想活动.而这样一个“物质”的概念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跟现代精神没办法合拍的东西,中国的物质永远是一种压迫力量,这种跟马克思的物质还不一样,马克思的物质还是一个开明的物质,不会对主体性造成极端的压抑.所以说只有文学叙事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形态才是有效率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就在那一块儿,文学叙事那一块,别的地界儿,哲学的也好,历史学的也好,至少就目前状况而言,都是死地.
张卫东：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科开始建立,它基本上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总体来说,我们引进的那些学科、概念、理论最终还是没办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经验.正如你前面讲的,它与人的处境其实是隔膜的.它丧失了感觉,或许根本没有一种冲动,去解释我们真正的个人的困境.在这一点上文学可能相对要好一些,因为文学不太被那些概念所限制、所拘束.
彭志恒：你刚才说那个我同意――你说从西方过来的各种理论模式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释中国经验.我觉得能够解释中国经验,使中国经验获得一种合乎理性的话语形态的,只能从中国经验里面自行发生.从外面来的照道理说是不行的,从外面来的只是使中国思想空忙碌了一通,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如此等等,这些东西,除了在中国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教授、博导之外,未能帮助积累任何思想财富.
张卫东：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一些理论扯在一起,进行比附.
彭志恒：如果用“比附”这个概念来述说那些理论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能够让肤浅的中国学者看上去体面一些的话,我也不反对使用这个概念.那仿佛在说,尽管那些理论不合适,但总可以使得中国经验获得些许表述而不至于被彻底掩埋.但我总觉得这种“比附”是不伦不类的.我刚才说那是空忙碌了一通,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90年代初期,那会儿我正在北师大读研究生.那时候中国学者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刚开始搞现代主义,我们同学听完课之后到宿舍就是满口的现代主义,一大串陌生名字,让我感到自己很无知.
张卫东：现在文学理论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个时候还可以刺激一下,现在就什么东西都不兴奋了,大家不怎么交流了,甚至不觉得各自的提问有什么关联.
彭志恒：我想历史、文化史就是这样,它会花很多时间折腾,折腾得血迹斑斑,折腾得令人惶恐不安,然后告诉你说“这是错的,这是死路一条,不要再走了”,然后思想才会踏踏实实的往别的方向去寻找.不然,则思想活动就只会在同一片沼泽地里打转.
张卫东：人文的知识一定要体验以后才有切身的感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认知问题.我最近比较关注所谓语种,华文文学研究者较多地看到华文写作的共性,但我常想,用同一种语言写作,是不是也有新的可能性?海外华文文学跟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否类似于现代汉语写作跟文言写作的关系?文言这个东西在胡适、陈独秀那个时代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它叙事的时候,往往把事件过滤掉,而用议论来代替叙事,比如《左传》,虽然被认定为叙事文本,其实对事件本身不关心.它抒情的时候也不怎么表露个人情感,把情感给过滤掉了.议论则主要不是靠事实和逻辑的力量,而是靠修辞.叙事没有事,抒情没有情,论理没有理,文言写作的这个困境很难解决.现代汉语写作,把这个表达模式给换掉了.虽然说语言问题跟文学问题不一样,但语言确实对文学会有许多限制和激励.所有的文本都是对现实的建构,但是文言文的这种建构,追求高雅,讲究韵律,喜欢用典和对偶,自我指涉的色彩更重.当然,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坏事,这样一套机制或者话语建构的这种策略,更容易建立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你必须把这个痛苦的不愉快的事给过滤掉,文本才像一个文学文本,显得高雅、优美、空灵、有意境.现代汉语的写作放弃了一大笔财富,常常遭人诟病,但就思想本身来讲,这样是有好处的,更容易跟世界文学去竞争,跟它们一起往前走.
彭志恒：你关于语言的见解,关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革,关于大陆白话文叙事和海外白话文叙事是否可能存在优越性上的差异,我觉得你这些看法的确很精彩,我原来没有考虑这些.你刚才主要在语种这个平台上谈,其实我完全没有像你想得那么多.我当初使用语种的概念,主要用意在于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作一个集中表述,因为大家就是从汉语这种语言的角度去定义华文文学的.现在研究界看华文文学文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汉字,即所谓“语种的华文文学”,人们对于这样的华文文学所采取的批评姿态和批评理论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而民族主义立场尤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立场刚好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幸福的大敌,第一个敌人.这个坎要是跨不过去的话,指望过上现代生活是不可能的.现代生活不是说你去吃几次麦当劳、开个汽车就是现代生活了,那是一种发生在灵魂里面的革命,整个心灵都要变化的.而民族主义立场和民族主义的论理方式、文学叙事方式大大地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再者说,以这样一种立场和这样一种论理姿态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也看不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真相.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已经明明白白地把一些新的观念,把一些新的现代的价值观摆到我们面前了,比如严歌苓的创作就是这样,但因为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的局限,学者们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
张卫东：有些研究实际上被情感所控制,思维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不过,因为写作所用的语种相同而产生亲切感,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情感的惯性之外,有时可能是大家不太愿意改变套路,不太愿意尝试新的方法.
彭志恒：对,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全是负面的,因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起初只能从这样一个最朴素的地点开始.但它必定要往前走的,或者说总会有人来推着它往前走.几年前那次争论对华文文学界还是有点积极影响的,比如刘登翰等优秀学人就开始启动了方法论探索.
张卫东：往大了说,其实当前的人文学科都显得有点沉闷,学术共同体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打工,靠学术谋生,但是共同的问题意识,方法上的切磋越来越少.
彭志恒：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非常好,西方近代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后来的历史步骤是这个共同体整体向前迈进,而中国近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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