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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有关论文范文,与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小的反讽修辞相关论文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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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阳春》这么复杂,其反讽主要发生在人格的本我与超我的纠缠和对立之间.该文出处 http://www.sxsky.net/wenxue/030295175.html
四、互文性反讽
“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如果说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那么在互文性文本中,互文本(前文本)就成为了主文本(后文本)的语境,它与后文本之间互相歪曲、相互指涉,从而生成了反讽关系.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可以用明引、暗引、拼帖、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手法来创造.《现代文学》杂志中的许多小说都是通过互文手法创作的.在与中外文学作品的对话过程中既革新了小说文体又拓展出了新的意义空间.於梨华的小说《会场现形记》明显模仿了晚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白先勇的《谪仙记》、《谪仙怨》显然套用了《红楼梦》的结构模式,其《游园惊梦》中流动着戏剧《牡丹亭》的音调,而《思旧赋》则既有向秀《思旧赋》的启示又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前世因缘；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就如题目所明示的改写自《封神榜》的哪吒故事；刘绍铭的《烈女》改写自《醒世恒言》中的《陈多寿生死夫妻》；施叔青的《约伯的末裔》、东方白的《临死的基督徒》、陈映真的《猎人之死》等小说题材取自《圣经》故事；东方白的《口口》与卡夫卡的《局外人》同中见异；叶维廉的《攸里赛斯在台北》和丛的《攸里赛斯在新大陆》与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和希腊神话《奥德赛》都具有互文关系.
小说的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涉及到小说的诸多层面像言语、叙事模式、题材、人物形象、主题、风格等,不同的作品往往会在某一层面表现得显豁一些,在另外层面则隐蔽一些.刘绍铭的小说《烈女》改写自《醒世恒言》中的《陈多寿生死夫妻》,“小说之情节骨干、人物、时间等,都是取自旧作,但主题含义却大异其趣.小说语调当然也就跟着大不相同.”前文本《陈多寿生死夫妻》的主题来自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张扬了男尊女卑、从一而终、夫唱妇随的传统封建观念,作为现代人的刘绍铭则以现代性眼光重新打量这一故事,注入了现代思想,把一个烈女节妇的故事变成了颇具现代意识的男性个体与女性个体之间的故事.《烈女》中的朱多福婚前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性别意识,嫁给多寿以后,多寿因自惭形秽不愿与多福欢爱,但多福在一次醉酒之后主动求爱,丈夫欲拒不能,后悔莫及,离家出走.丈夫被寻回以后,多寿依旧悉心服侍,欲图再次欢爱,丈夫却心生杀意,活活把多福闷死.性欲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生理欲望的满足问题,而成为了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人如何把另一主体作为客体和工具加以控制的问题,在控制客体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在“性”问题上,朱多福的主动、陈多寿的逃避实际上表明两人都是主体意识强烈的人,都在想控制对方,把对方作为客体和工具,而实现自我.因此小说的主题变成了,男女之间并无真正的爱情可言,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反讽的意义不在后文本自身,而在前文本与后文本之间.当我们把前后两个文本并置在一起时,前后文本的主题之间构成了相互解构、颠覆的关系.每一个主题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真实状态,而又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状态,前后文本主题之间的这种互文反讽关系才是人与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真实关系.
《烈女》与《陈多寿生死夫妻》主题层面上的互文性反讽不可能独立实现,它要依靠小说人物、叙事结构等层面的互文性才能达到.实际上,《烈女》小说中的人物朱多福和陈多寿的性格特征也确实是互文性的.前文本《陈多寿生死夫妻》中的朱多福的性格特征是比较单纯的.她顺从忍耐、恪守妇道,明知多寿身染恶疾,还是执意与他完婚,可以说是封建的节妇烈女伦理的化身,一个扁平人物形象.后文本《烈女》中的多福虽然同样是顺从父母之命,执意嫁于陈多寿,但其婚嫁的动机却变得复杂多了.这在下面多寿在新婚之夜的一段内心独自中可以体会出来.“啊,多寿,我们可等了十年了,打九岁起我们就下了定啦.现在什么都属于我们的了.我们的院子,我们的厅堂,我们的卧房,我们的――你为甚不出声啊哎,我忘了你喝得那么醉,哪还能照顾我呢”如果把前后两个文中的多福形象综合起来看,多福的性格就具有了二重性,分裂成了两个“多福”,一个是理性的、伦理的、甘愿牺牲的；一个是非理性的、本能的、极具占有欲望的.多福成为了圆形人物,其两方面的性格特点互相解构、冲突,使人物具有了反讽性.另外就小说的叙事模式而言,后文本也是对前文本的反讽.我们可以依据《陈多寿生死夫妻》的叙事时序将其故事依次分成下列几个情节：A：陈朱两家弈棋为九岁的陈多寿、朱多福定亲；B：多寿染疾；c：陈家退婚；D：多福学烈女坚持从一而终；E：多寿与多福终于完婚；F：多福尽妇道；G：夫贵妻荣,享尽天年.但到了《烈女》中,叙事时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述情节序列已变成了D-A-B-c-E-F,更重要的是原结尾G也变成了“一阵狂乱之中,多寿挣下了床,抓起一条毯子,把他妻子裹成一团,全身压在她身上,不让她挣扎出来,当里面没了声息,他才透了一口气,正常地呼吸起来.”《烈女》的叙事时序改变了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引子――开始――发展――高潮――结尾――尾声”这种平铺直叙的叙述时序,同时也打破了“大团圆”叙事模式,使喜剧故事转变成了悲剧故事,叙事模式也具有了反讽味道.互文性不仅让《现代文学》杂志中的这些小说产生了反讽品格,也成为了小说现代化、民族化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互文性西方小说获得了民族化改造,传统小说发生了现代性转换.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现代文学》杂志小说的反讽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共同促成了其反讽审美倾向的凸显.反讽在这里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一种结构原则、一种文学思维方式而且已上升为了一种世界观,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反讽一方面提升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品格,促进了小说审美风格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意义空间.具体来说,首先《现代文学》杂志的反讽小说敞开了现代人的荒诞存在状态.《小阳春》、《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等小说通过反讽表达作者了对生活的体验和追求,指向了生存境域和生存的真理,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的现实等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因此我们在小说中体会到了人格分裂的焦虑和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隔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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