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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字典相关论文范文,与《新华字典》之最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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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有50多年历史、发行量超过四亿册的汉语语文辞书,《新华字典》拥有好几项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在令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似乎又让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新华字典》有的世界之最,却又反映了中国艰难的发展历程.我们在为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修订、为众多超一流权威学者亲自校对《新华字典》感到幸运的同时,却又希望历史不再重演这令人慨叹的一幕.
1．发行量最大的辞书
在1998年修订本出版前.《新华字典》“在全国各地每年印刷1000万册左右,前后累计印数已近3亿册；在香港、日本、韩围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它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它的发行量创造了世界辞书之最,达到无与伦比的巅峰,可谓人类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现在,《新华字典》的发行量已超过4亿册,这一世界之最仍然由《新华字典》保持着.
2．版本众多的辞书
《新华字典》的版本很多,也很复杂.最主要的大致有以下一些.
《新华字典》在1953年出版了第一版,这是音序排列版；在1954年出版了第二版,是部首排列版.
在1957年出版了新一版,在1959年出版了1959年修订重版,在1962年出版了1962年修订重排本.三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附部首检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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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出版了1965年修订重排本和农村版,二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附部首检字表.由于文革的原因,前者在封存数年之后削价发行；后者在校对阶段即被毁版,原稿也被弄丢了.
在1971年出版了1971年修订重排本,在1979年出版了1979年修订重排本.二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分为附部首检字表和附四角检字表两种版本.1971年修订重排本在林彪事件之后,挖改了少数内容后重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做了较大幅度的挖改.
在1987年出版了1987年重排本,在1990年出版了1990年重排本,在1992年出版了1992年重排本.三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附部首检字表.
在1998年出版了1998年修订本,为音序排列版（附部首检字表）,分普通本和大字本,其中大字本还附四角检字表.
在2004年出版了第10版,为音序排列版（附部首检字表）,分普通本、双色本和大字本,其中大字本还附四角检字表.
此外,还有很多少量挖改的印次,不再一一介绍.
如此众多的版本,真令人目不暇接.就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至少是中国辞书之最了.
3．修订次数之最
以上提到的这些版本,都是做了较大修订的.至于其他相对比较小的内容改动,往往是随着问题的发现,在随后的重印时随时挖改.胡中文说：“在中国辞书史上,像《新华字典》这样,平均每四年修订一次,还是绝无仅有的.这也创造了中国辞书之最.”.
4．层层把关之最
熟悉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一部图书从编辑加工到出版,要经过三级审读：初审、复审、终审.但是,《新华字典》的审稿却远远不止这三关.刘庆隆先生回忆说：《新华字典》在初稿完成后,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决定重新编写.在重编时,编写组决定采取以下程序：“这次编写,分了三个层次,初编,看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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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总理亲自指导修订
由于魏建功先生是《新华字典》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编,他又参与了1971版的修订工作,所以,魏先生之子魏至先生,知道《新华字典》的很多往事.他说：“周总理始终直接关怀着《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多次亲自听汇报,认真地斟酌每一个修改的条目.1970年11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汇报,亲自与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前后竟达三个多小时.”为此,他深有感慨：“我想：一个如此大国的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修订一本小字典达三个多小时,恐怕也算得上是又一个世界之最了.”
6．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集体审阅修订稿
在1971版《新华字典》的修订过程中,周总理对修订工作有过许多具体指示,其中,有一条是要求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全体审阅《新华字典》.方厚枢先生作为当年参加了自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历时138天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了周总理当年的指示：“指示让参加出版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分组审阅《新华字典》的修订稿,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根据当时在国务院出版口工作的张稚枫先生的回忆,这次审阅,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1）用‘第四次修订本’名义正式出版.等（5）马上修改纸型打样付印,出书越快越好.（6）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原征订5500万册,这次各地预报为8285万册.”显然,很多当时在极左思潮下不好解决的问题,经过这次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们的讨论,终于有了一个解决方案.方厚枢先生感慨地说：“动员全国力量会审一本小小的字典,这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次.”
7．众多学术权威担任校对工作
魏至先生说：“1971年4月开始校清样,大家集中在翠微路商务印书馆旧址搞校对.先后搞了六校,前四校是修订小组校,后两校是商务印书馆校对科的专业人员校.北京大学参加修订工作的人员中,魏建功、游国恩、岑麒祥、袁家骅、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等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学术权威’,曹先擢、陆俭明、孙锡信（引者按：孙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当时分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安平秋等先生当时虽然年纪较轻,但也都是本学科的带头人,现在也都已成为很有造诣的专家教授.一次集中了这样多的专家、学者来做一本小字典的校对,这绝对是又一个世界之最.”
当我们引魏至先生的两条“世界之最”并在为《新华字典》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如魏至先生所说：“这么多的权威、学者、教授被调去搞一本小字典的修订与校对,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人才大浪费.其实周总理亲自参与讨论修订,又何尝不是极大浪费?”的确,文革十年,对于我们国家、民族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新华字典》来说,在不幸中,由于有周总理的指导,有众多专家的参与,却又是幸运的.
8．出版总署副署长亲自终审
《新华字典》第一版出版前,原稿在经历了六次审读后,才开始终审.负责这部字典稿终审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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