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本,与西汉经学与东汉经学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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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诒征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谈到:“西汉之人,多专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是亦学术进步之证也.”本文从学术的客观性、独立性等方面论证柳先生认为东汉学术比西汉进步的观点.然而对于“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是否为进步之证一点有所质疑,并从其形式和内容的不合理性加以论证.

关 键 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客观性独立性章句

中图分类号:B234.99文献标识码:A

汉代经学是整个经学发展的高峰,皮瑞锡在《经学历史》中将经学的发展分成十个时期,其中包括经学的开辟时期、流传时期、昌明时期、极盛时期、中衰时期等等.其中的昌明和极盛时期,指的就是汉代经学.汉代经学不仅将产生不久的经学发扬光大,更开启了经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今文经学重在义理,解释经书善用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重在训诂和考据,喜欢逐字分析.这两个方法对后世经学影响极大,唐明清等经学研究都是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发展和延续.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作序时将中国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可见汉代经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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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代经学,历来有很多评价.柳诒征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说到:

“两汉同重经学,而学术风气不同.西汉多治今文,罕治古文,东汉者今古文并立.前汉今文说,专尚微言大义,后汉治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此两汉经学之别也.等西汉之人,多专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是亦学术进步之证也.”

今文经学以阐释义理为主,重在详今略古,以古为今用.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谈到:

“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又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史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汉书夏侯胜传》:

“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笔下出,欲何之’等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曰:‘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然而太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也使其丧失一定的客观性.如为了要经世致用,很多经学家以汉律古,用汉代的知识来解释经书.《尚书皋陶谟》有“钦四邻”语,《洛诰》有“乱为四辅”语.《尚书大传》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用汉代的事实和制度来牵强附会.皮锡瑞针对这一现象有一段话十分中肯:“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据后而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实,尤未可恁胸臆而强易之也.”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以经治国这一目的更使经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给学术带来神秘主义的倾向.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处处都是阴阳五行,以其直接命名的篇目就有十几篇之多:《阴阳终始》、《阴阳出入》、《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胜》等等,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到了西汉后期,今文经学由此发展成数术、谶纬,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对此,章太炎有一段评论:“谶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揭示了经学与谶纬相结合导致的混乱.

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古文经学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其治学手段在于明训诂,详古略今,其学术取向是通经致古.古文经学的目的是通过对经书的解释了解古代,重现一个真实的古代,因此古文经学多是对事物、典籍、制度等的考证,以此为基础达到对经书思想内容的正确把握.从这一方面来说,东汉经学较之西汉在学术上更为进步.西汉的今文经学所阐释出的微言大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思想重在演绎和创新.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其间有若董子《繁露》之说《春秋》,刘中垒《新恤》之说《诗》,盖不必尽本于师说,而常以意逆志,籀经中之义蕴而引申发明之,实为经学开一新蹊径.”然而学术则讲究客观和证据.况且西汉经学由义理阐释而进入随意敷演的地步,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上治古籍,有以窥见于历古仁圣贤人之用心而实措之于当世,斯为明天而达用.不此之务,而徒援据偏辞,张皇

义,强求会通,此乃平津侯之曲学阿世.其流弊所及等莫不上尊孔子,侪之为神,而下伍儒生于巫觋.此之谓比附之弊.于是物极必反,乃有东汉马郑之所谓古文经学者起而代之等马郑之学,其长在能有意独守经籍之本真.”

因此做学术重要的是能还原历史之真相,以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评论当时的问题,而不是以汉代的环境来胡乱推测经书之意.由古文经学发展而来的考据学,更是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因此,从学术自身的客观性来讲,东汉古文经学是优于今文经学的.

另外,从学术发展的独立性来说.今文经学由于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一切服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当统治者崇信数术、谶纬时,今文经学的处境便有些窘迫了,他们不得不屈从谶纬,并修改其解释,使之与朝廷意向保持一致.这种做法削弱了学术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并最终发生蜕变.而古文经学则就学论学,从训诂、名物出发,不以空言说经,不乱发议论.

今古文之争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对各自政治地位的争夺.然而今文经学是以经学趋附政治,而古文经学是以自身的学术造诣来争取朝廷的认可.一个是为政治服务,一个是让政治为学术提供方便.二者对政治的态度不尽相同,因此,古文经学更能保持其学术上的纯洁性、独立性.有人认为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然而,如傅斯年先生所说:

“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备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

此为古文经学更胜一筹之明证也.

另外,如柳先生所说,东汉之人诸经兼通,是进步之又一证也.西汉经学家皓首穷经,更有甚者白首而不能通一经.杨雄在《法言》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

而古文经学家认为“非通诸经则不足以通一经,故不专治”.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说:“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因此东汉经学家大都博学多识,如刘歆、贾逵、马融、郑玄等都以“通人”著称,“通”即遍习群经之意.《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郑玄更是遍著群经:“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孝经》等”中国文化历来是个有机的整体,单单就一经而论一经显然是无法完全理解经典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经学必称六籍,以近代观念绳之,若易经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史学,诗经属文学,礼乐属政治制度乃及社会风教,亦史学也.如是则支离破碎,无当于孔学之所求.孔子之用心,则在人文社会之整体.等乃求会通此诸学,必上溯之上古,必下通之当代,直上直下,而发见夫人生之大道,以求实措之于当身.若专经则割裂,知其一不复知其二.”

对于中国文化,要以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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