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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逸的社会氛围将促使馆阁之臣创作台阁体文学.

同时,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作家生活处境相当优厚,但他们中不少人有过牢狱之灾,如杨士奇、杨溥、解缙等人均是如此,然而李东阳一生仕途较之台阁体作家却更为顺利.他为朝官五十年,入内阁十八载.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即使是在刘瑾阉宦专权的时期,他亦因“随事应变,潜消默夺”而没有遭受迫害与灾难,仍居内阁之位.

李东阳一生除三次较短时间的离开外,几乎全都生活在北京,生活在官僚阶层里,恰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吾生颇似巢笼鸟,十年尘土长安道.”(《荷鹭图,为薛御史作》)这样李东阳身居高位,仕途顺利,再加上“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的人生阅历,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创作视野,导致他部分作品与台阁体作家在抒写“和平易直之心”上得以吻合,这也就是他作品中不乏台阁体气息的原因所在.正如当时文人所评的那样,台阁体文学在弘治朝由衰转盛,出现新生局面:

“惟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师杨文贞公士奇实始成家等至刘文安公主静崛兴,又济之以该洽.然莫盛于成化、弘治之间.等若李文正公宾之、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并在翰林,把握文柄,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北潭稿序》)

不可否认,李东阳的创作没有摆脱台阁体风格,在他不少作品中可见台阁体风格的阴霾.那么是否如时人所言,李东阳是台阁体继“三杨”之后的又一中兴之主台阁体在李东阳的手中重新焕发生命活力,进而主导文坛风尚呢

其实不然,李东阳所生活的时代除了弘治时期相对平和之外,其余时期所显现出来的下滑趋势已势不可挡.这使得李东阳的创作与台阁体相较又有明显区别.无论是文化心态还是审美观念,无论是理论批评还是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将另撰文分析.本文重点在于探讨李东阳创作的社会背景与台阁体诞生背景的区别.

自宣德(1426-1435)以后,明代朝政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在弘治年间稍有停止甚至在短时期还出现过“中兴”气象,但到正德年间又加速了下滑的步伐.因此,李东阳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三杨”所生活的时代相比,还是表现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别和差异.

首先,与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生活的世代相比,李东阳生活的时代朝政腐败.

李东阳历仕四朝.天顺八年(1464)为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不到一年时间,英宗就驾崩,宪宗即位,因此李东阳主要是在宪宗、孝宗和武宗三朝为官.除了弘治帝力精图治外,其余两位皇帝都无所作为,昏庸腐朽,使得朝政日益败坏.成化帝即位之初,明朝经历了永乐、宣德之际的盛世辉煌后,逐渐失去昔日光彩,而黑暗由微入渐,日益笼罩着先辈们建造的明王朝这座大厦.开国时轰轰烈烈地创业,已变得平淡无奇,永、宣后的诸辈儿孙们尽情享受先辈创下的丰硕成果,原先那种励精图治、勤政克俭的传统作风,渐被侈糜无度所替代,长期的“守成”,已失去先辈的进取精神.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刚刚即位的成化帝一度雄心勃勃,决心刷新朝政,匡救时弊,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然而成化帝推行“善政”没有坚持多久,就厌倦政事,在位23年中只召见一次阁臣,从而使得大权旁落宦官之手.同时由于成化帝信佛崇道,宠信奸僧继晓,在中原遭受灾害之时修建大永昌寺,引得怨声载道,朝臣争谏.各种弊端、社会矛盾都已暴露无遗.他的所作所为把明王朝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而武宗与之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宗十四岁时即位,宠幸“八虎”,日日纵情逸乐,起居无常,寝膳失节,以致耗费精神,废书不读,厌倦视朝.在刘瑾专政时期,武宗甚至设置“豹房”,抢男霸女,荒淫纵欲,追求声色之乐.整个朝政,就如李东阳奏章中痛切陈言的那样:

“近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嬉游渐广.夫奢靡玩戏,非所以崇俭,弹射钧猎,非所以养仁,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像,不可施于宫禁.使正人不亲,直言不闻,而此数者交于前.”

从中不难看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处在危机之中.安化王朱、宁王朱宸濠的谋反就是显例.台阁体盛行时庙堂文化中描写的“太平盛世”气象到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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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东阳生活的时代,阉宦专权.

成化年间,成化帝重用宦官,致使宦官几乎插手各个领域,给成化政局带来深刻影响.无论是官吏任免,还是提督京营,无论是监军统兵,还是担任镇守,都有宦官参与.宦官参政致使朝臣多有不满,纷纷上书陈述阉宦参政的种种危害:“誉者获显,谤者被斥,恩出于内侍,怨归于朝廷,内外交通,乱所由起.”(《明通鉴》卷二九)尤其是西厂的设立和宦官汪直的擅权,更加剧了整个朝政的动荡,引发了内阁与宦官围绕设置还是停罢西厂而展开的两次政治斗争.

第一次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等不满宦官汪直掌管的西厂擅作威福,残害善良,以致“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于是上奏成化帝,强烈要求撤除西厂,罢免汪直.虽然成化帝慑于群臣激愤而下令撤西厂,但仅仅过了一个月又恢复了西厂.西厂恢复后,汪直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一些曾得罪过汪直的大臣纷纷遭受迫害,“察益苛,人不堪命”.

第二次发生在成化十八年三月,内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万安利用东厂和西厂之间的矛盾,上奏章请成化帝革除西厂,惩治汪直.成化帝终于再罢西厂.虽然内阁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汪直擅权西厂却给社会造成巨大祸患.

而明武宗时期,阉宦刘瑾的擅权乱政,更是流毒天下.刘瑾专权时期,对大臣生杀予夺毫无定准,稍拂其意,辄麾叱如奴仆.任情黜陟官吏,附己者进官,忤意者褫职,莫不矫旨行事,内外官员进退皆由其操纵.又实行特务政治,利用东厂、西厂、内厂和锦衣卫大张其威,陷害臣民.如正德二年(1507),刘瑾将谢迁等53人列为“奸党”,矫诏榜示朝堂,蛊惑人心.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御道上出现了揭露刘瑾罪恶的匿名书.刘瑾矫旨召集百官,责令长跪在奉天门下.等到日暮,尽收五品以下官入锦衣卫狱,共三百多人,其中主事何、进士陆伸等三人已中暑而死.在朝臣受尽摧折之时,内官却纵横而行,权势大张,因此朝臣依附刘瑾者甚众.

宦官乱政直接威胁到明王朝政权的稳固.在这样一种森严禁锢、风雨飘摇的环境下,李东阳心中自然比“三杨”多了一份忧患意识,用其诗来形容则是:“内观恒惕若,若在深渊.”(《李东阳集家君以诗戒夜归,因用陶韵自止》)

第三,李东阳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

李东阳生活的时代,整个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内忧外患较之前代更为剧烈.内忧方面,水旱相仍,起义不断.明代社会自15世纪中期“土木堡之变”至16世纪初,各种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在此时期,天灾不断,民不堪命.成化初年,陕西、延安、两京、湖广、浙、豫等地或灾或旱,禾麦无收.成化四年地震水旱相仍,食草几尽,民不聊生.正德五年(1510)九月,太平等府大水,溺死23000余人.黄河复冲黄陵冈入贾鲁河,泛滥横流,直入丰县、沛县.正德六年,云南楚雄地三日五震,大理府多处地震,鹤庆、剑川亦震,坍屋死人.北京、保定、河间、霸州、山东武定州都有地震.

同时,到了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置的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弘治时代,京畿的皇庄才有5座,占地12800余顷,到了正德即位,一月之间就增添了7座,以后增至36座,占地共37500余顷(夏言《查勘报皇庄疏》).明朝初年,全国土地的数额有850余万顷,到了天顺七年(1463)就只剩下429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实额才422万余顷,比明初已减少了一半.

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辗转流亡.与此相应的就是起义不断.成化帝统治时期,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明中期农民起义的高潮,如成化初年,陕西、河南、湖北的交界处就爆发了以刘通、石龙等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广西大藤峡地区爆发的瑶人侯大狗领导的瑶、壮族人民起义,成化四年(1468),陕西固原爆发的满俊领导的起义.明政府为镇压这三次起义,共调动了近30万军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粮草缺乏的情况下,竟卖官鬻爵,以粮赎罪.

正德一朝同样天灾频频.略举数例:正德元年(1506),全国大旱,江西米价腾贵,正德三年,四川保宁人刘烈举旗发难,正德四年,两广、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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