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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类论文例文,与唐代文学观念与小创作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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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之末事”,再次确认小说创作不仅是好奇者的事,而且也是史官份内之事.而较全面论述史家小说观的代表人物是另一个史学家刘知几,他在《史通》中说：“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采撰》）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杂述》）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杂述》）
实际上也是说明同一个观点：国史有阙,小说补其遗逸,所以小说具有能与正史参行的地位.小说家李肇在《国史补序》中说：
“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说：
“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高彦休《唐阙史序》概括了唐代小说：
“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唐人几乎全盘继承了先唐的史家小说观,这跟先唐以来的文化传统有重要的渊源关系.春秋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形成了以史为统治者治国之鉴的传统,此后每朝必设史官之制.至唐一代,尊史之风更盛,为吸取前朝教训,励精图治,唐代修了好几部国史,统治者对史的重视使得当朝官吏每以修史为荣.高宗时的名相薛元超就感叹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史家小说观正好与这种风气相适应,人们将小说作史观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史学家喜小说创作,追求小说神奇的想象和骋目游心的艺术表现,而小说家也多愿以作品攀附历史,借以自我提升.史与小说在理论上较少人加以严格界限,所以小说创作往往以史为参照.
因此,唐代小说创作中以史传作为参照系的印迹非常明显.在体制上模仿了史传的创作形式,主要体现在：小说多以“传”、“记”、“录”为题名；总是标明人物姓氏、籍贯、郡望、世系,有时还加上皇帝年号；结尾附有“赞曰”、“君子曰”等类似《史记》“太史公曰”的评论；整篇结构模仿史传体式,这在唐传奇中并不多,却有显例.中唐史官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中,写卢生梦中人生就是完全套用史传体的写法,铺写卢生的仕宦升降、官阶变化、子嗣职位,甚至像正规史书一样编入一份临终遗表和皇帝的答诏.更典型的是韩愈作游戏之文《毛颖传》,是彻头彻尾地用史传的体式和口吻来写.另外,历史的真实意识也为小说所吸收和参照.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感,小说中常常引入唐代现实中的人物,如沈亚之《秦梦记》中的主人公就是沈亚之本人的名字,韦鬼《周秦行纪》中人物就自称“僧孺,姓牛”,《冥音录》中鬼姨告诉外甥其所授阴间曲调,乃“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在小说结束处常交代所述故事为某某人所亲见,如《柳毅》结尾写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在海上遇柳毅,“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谢小娥传》作者李公佐“备详前事”等,都为证明小说具有史的实录和传信.史家小说观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使唐代小说形成一个史的真实的“外壳”,因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同时,小说可以自由想象和娱情悦性的特质与唐人不受约束的个性相契合,这使得唐人创作小说时不可能遵循史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相反,他们在史的“外壳”下更加大力地发展了小说的虚构和创造性,这就是受到文家审美小说观的作用.
(三)文家审美小说观与小说特质的确定
文家审美小说观是将小说确定为审美的文学,作为纯粹的传奇,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所说：
“在纯粹的传奇里,想象力所诉诸的是单纯的美感愉悦,并不需有外在功能的考虑.”
这种“美感的愉悦”是深沉的情感活动和怡神悦性的美感体验.文学理论家喜用“味”来描绘这种体验.
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
“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卤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
这里用“味”来比喻经史的正统高雅和小说的野俗新鲜,指出小说的奇味也为人们所喜欢,这是直觉性地来体认小说的美感.同样,唐代小说家高彦休《唐阙史序》说：
“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醢也.”
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序》曰：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
他们都是从小说与诗书经史的对比来表明：小说的地位虽没有诗书经史之尊,但有独特的滋味.这就将小说与诗书经史区别开来形成文家的审美小说观.唐人也用这种小说观对具体作品进行审美.宋代赵令在《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中说：
“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仆于是益知乐天之言为当也.”
由此可知,白居易已经从美的角度来欣赏元稹《莺莺传》中的人物情感,而不是用儒家伦理小说观来接受小说结尾的“庄人雅语”.
中唐沈既济《任氏传》结尾说：
“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审美小说观念,道出了小说审美的两大内容：一是情,一是文.
在以上文家小说观念影响下的小说创作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爱情题材小说的兴盛
神怪、佛道和侠义三种题材先唐早已有之,而大量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却是唐代才出现的新现象.郭箴一先生《中国小说史》就说过,“唐以前,中国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传奇.并且以这一类最为优秀.”因为这一类小说一般较少受政治功利因素的干扰,能够随感情的发展去演绎故事；同时这些爱情小说除了极个别如《游仙窟》写到赤裸裸的肉欲外,几乎都在追求一种爱情平等与精神自由.正是这种精神升华了唐代的爱情小说,使这些爱情小说充满着动人魂魄的情感魅力和回味无穷的崇高美感.
唐代小说中爱情至上的精神在作品中常表现为男女主人公对爱情追求的不可阻挡,不论贵贱不等、阴阳异路、人兽异类,或者经历艰难险阻,都无法隔断爱情的延伸.《离魂记》张倩娘与表兄王宙自幼两情相笃,因为父母将其另许他人,所以魂魄离开家庭的束缚追随爱情而去；《李章武传》中王氏子妇因为钟情于李章武,分别之后“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相思而死,死后鬼魂依然重觅旧爱与李相会；《步飞烟》、《杨娼传》中的主人公因为爱情而敢于直面死亡.当然,对爱情的追求并不只是这些痴情的女性,也有克服种种困难而获得爱情的男子,如《无双传》中的王仙客,《裴航》中的裴航.这种追求可以说是唐代文人自由情感的表现,也因其永恒的主题吸引着千百年来的读者.
2重视和提高小说的叙述技巧
（1）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
六朝小说简述梗概,并不注重人物塑造,唐代小说却使用各种手段塑造逼真、丰满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来演绎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是唐代小说成熟的一个标志.人物形象刻划首先是外貌描写,有正面白描的手法,如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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