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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文学史的视界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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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巨变与畸变,作为一个历史生活的亲历者与忠实“记录员”,他为文学史打造的是从动荡历史时光隧道中各色人等,尤其是知识分子灵魂中抽绎出来的一块“心灵活化石”.今天,我们能否从中发现哪些新的文化与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元素呢?以上文字才是我真实的思想.至于张承志和北村的评价我以为是适宜的,因为张承志从原初的浪漫主义风格转变成后期的宗教迷狂是有所偏离文学的轨迹的,我不是说作家不可以写这样的题材,而是说作家一旦陷入了这种迷狂,就必然会放弃一些属于历史和美学范畴的东西.这种倾向在新世纪更加流行,北村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杨辉：同样是在论及史铁生部分,《中国新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评价：“他（史铁生）没有找到20世纪中国大陆精神困境的真正根源,从而没有为灵魂找到自由之境.”这也是近几年我一直苦思而不能得的问题,请问“20世纪中国大陆精神困境的真正根源”当做何解?
丁帆：虽然史铁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之一,但是,他的作品里面也有灵魂无处可依的倾向,虽然他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文关怀感动了几代读者,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中国的作家之所以达不到大师的级别和水平,就是我们的哲学和历史的人文修养达不到托尔斯泰们的高度,托翁也写宗教,而且是一个忠实的教徒,但是他的作品人性的深度和审美的艺术高度是这些中国作家不能企及的,因为俄罗斯的每一个大作家都是大思想家.我们为什么没有,根本问题就出在知识谱系的断裂,一是文学教育的贫弱；二是几十年来工农兵创作方向导致的后果,所以这种精神的困境是这几代作家共同的苦闷.当然,这样的后果是不应该由这几代作家个人来承担的.
杨辉：您指出：“所谓‘多元写作’一定程度上则是消解现实本质,消解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用‘多元’来掩盖创作进入另外一种‘一元化’写作――物质时代的欲望化写作.”同样,有学者认为,如今强调“多元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弊端已日渐显露的中国语境下,其实也是在消解我们对于现代性的弊端的反思与批判的立场.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
丁帆：我所说的“多元写作”和所谓的“多元现代性”是两个论域范畴,我是特指那种在“多元写作”的旗号下,消解文学本身的人性价值判断和审美需求的做法,前者是受意识形态控制,后者的受消费文化控制.所以,当下创作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杨辉：您曾指出：“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在于“当前的研究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将它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屏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清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只有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关联性入手,在世界文化的进步趋向进程的格局中细心地考察和体验各种文本与文学现象,才能看出它的优劣”.目前的文学研究或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批评家动辄以西方文学经典为标准（往往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文学大家）,完成“矮化”中国文学的目的.如果和西方文学做横向比较,您将如何评价新世纪中国文学?
丁帆：由于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对西方的大门关闭了,50年代也只有苏联文学进入人们的视野,到了60年代就连“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大门也紧闭了.在没有一个任何参照物,看不到文学灿烂星空的铁屋子里进行创作,你能指望产生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吗?为什么王朔、冯小刚们能够在八九十年代脱颖而出,其重要的元素却恰恰在于他们先目睹到了铁屋子外面的参照物,因为作为军队大院子弟,他们可以看到“内参片”,读到“供批判用书”.所以他们成为了西方文学宴席上残汤剩羹的“先食者”.因此我强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不能参与世界文学的比较行列,那它的文学创作就是无靶向无目标的盲目空射.
杨辉：方方的新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被认为是“讲述了‘徒自强’的故事,一个自强、乐观、积极向上的农村孩子,最终还是被生活拖垮了.这部小说提出了很多残酷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看了之后让人绝望.”对此,方方的解释是：“人是不能追问的,追问到底,便坠入虚无.包括涂自强,也是无法一直追问的.追问到最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生而平等,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实际上,人从来就是生而不平等的,也不可能有平等.”这种所谓的对人生“透彻”的理解,多少让人想到新写实小说的基本思想理路.而这部作品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互文”关系不难辨识,涂自强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是新世纪的孙少平.以“放逐理想”“拒绝崇高”理路来逼近现实的“真实情状”,几乎成为多年来一些作家写作的基本思路.但从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作家对“现实”的情绪化表达,看不到他们对于现实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们所传达出的“经验”,也超越不了普通读者的经验范围（同样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余华、马原、阎连科近期的作品中）.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丁帆：对不起!方方虽然是我尊敬的一位女作家,但是她的这部作品我还没有看,所以也无法比较.倒是您说的余华、马原和阎连科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则是完全不同的路数,我认为余华近些年的作品没有大家说得那么糟糕,相反,我以为他近期的作品比以前的作品人文含量更大、思考也更深刻了.马原的《牛鬼蛇神》远没有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本质,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法,我们要看到的是历史和人性中最心跳的那种东西!阎连科最近的作品对现实社会和人性异化的深刻思考已经达到了一个当下无人企及的高度,我以为一部《炸裂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杨辉：在贾平凹新作《带灯》的结尾处,“危机四伏的樱镇世界”终于因一场矛盾的总爆发而几近崩溃,与这世界一同“崩溃”的,还有带灯（包括她的内心世界,她一直坚守的“原则”）.但在这个“绝望”时候,却有一个佛的意象的出现.耐人寻味的是,在阎连科的《四书》的末尾,也有一个基督教的“救赎”意象的出现.结合阎连科《四书》前后的写作,他的“神实主义”的提出,他对“发现小说”的言说,以及他在表现“现实”之时“内在的焦虑”（从《炸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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