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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小说写的苦难并不像其他作家笔下的苦难,那样离奇古怪,有悖人伦常情,结果是奇异、陌生与怪诞反倒遮蔽了苦难的日常或者说日常的苦难,就很难有那种悲剧的美学意味.你笔下的苦难反而是非常真实的,是生活常态的,很贴近现实,读来又触目惊心,令人动容,为之伤感.这让人想起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提法.你是怎么看待小说中对苦难的叙写的?曹多勇：《幸福花儿开》是我2004―2008年间中短篇小说的精选结集.这一时期正好对应着文坛盛行的所谓底层写作热.我的作品由于某些品质的相似性,也被裹挟其中.对此我是有警醒的.2006年我曾在一篇创作谈《我的两位朋友》（该文发表于2006年6月号《现代小说》）中说过：“时下,所谓底层小说充斥于文坛,也火红于文坛.阅读它们略感不足的是,在某些篇什中作者使尽全身力气对笔下人物从物质层面及精神层面进行双重挤压.小说人物在物质方面苦不堪言,在精神层面上也似无一丝一毫能够转身喘息的地方.小说人物在现实生活的双重挤压之下,除走向绝境外,似乎不会有其他生路可言.底层人物的现实境况果真如此吗?就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所谓底层人物而言,他们的生活态度还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不管物质层面怎样去挤压他们,也不管他们会遇见怎样的灾难,他们都会寻找着属于自己生命的一束光亮.正是靠着这束永不熄灭的生命光亮,他们才有信心和勇气把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
2008年我在另一篇创作谈《谁愿迷失在漩涡中》（该文发表于《广州文艺》2008年5期）中说：“近几年,所谓的底层写作像是淮河汛期形成的一个个大漩涡、小漩涡,浑浑浊浊,汤汤水水,从东向西,顺流而下.我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裹挟在这股漩涡中,在各家杂志上渐次登场.其实我的笔墨着力点与这些所谓的底层文学是隔着厚厚一层的.我出生于淮河岸边的一个名叫大河湾的小村庄.此后上学、工作、生活、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左右.眼下我居住的淮南市中心处,距离大河湾也不过四十华里的路程.这么一来,大河湾――淮河像滋养我生命的成长过程一样,滋养着我的小说创作.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能否创作出独具品格的,或者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就看能否寻找到独属自己的文学资源,能否把自己的独特的生命过程呈现出来等一句话,我喜欢写生活的常态,不喜欢写反态、写变态,不喜欢下狠招,写场面不往阴森处写,不往血腥处写,写人物不往绝境处写,不往死亡处写.我所追求的小说气象是,在貌似传统现实的外表包裹之中要有一颗现代的核.”
刘斌：接着上面的问题,当代作家,包括贾平凹、阎连科等人写的生存苦难,往往给人感觉很绝望,他们的作品中,人活得一点尊严也没有,我们读来也很压抑.甚至有时感到,作家写得太极端、太自然主义了.而你的小说也写苦难,比如《年馍》,还有最近写的《语文课》《算术课》等等,但是,我感觉你的小说在写苦难的同时,更注重写人的尊严,人性骨子里的那种高贵.比如,《年馍》中要饭的“干姥姥”宁可饿死,也不到干女儿村庄去行乞.再比如,《算术课》里的“纪老师”那样的普通人的人格与尊严的维护,读来在极其苦涩之中,有着一丝温暖和美好,让人对人自身还有着自信,看到希望.你是怎样看待苦难与人性的关系的?
曹多勇：文学对苦难的叙写,许多作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标高.比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当观察两位作家叙事视角时,会发现托尔斯泰使用的是悲悯的上帝视角,而卡佛使用的是混同于作品人物的平行视角.两位作家的叙事视角不同,呈现出的作品品质也不同.而我们的作家叙写视角,显然在这两者之间游离,既缺乏悲悯的一面,又缺乏切肤的一面.我不喜欢血淋淋去展示苦难,也不喜欢虚假地去抚慰苦难.我的叙事角度,总想紧贴着人物,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腾.有时候,我的小说人物就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这样设置作品,最起码能保持一定的情感真诚度.
我们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面对苦难,缺乏宗教信仰的抚慰.我们化解苦难最常用的两种方法：一个是阿Q似的麻木,面对苦难逆来顺受,一点躲闪的办法都没有；另一个是对比,“某某比我命还要不好”,“我跟他们相比还算好的呢”.
看过一部意大利影片《儿子的房间》：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小城里,心理医生乔万尼每天都要在公寓旁边的咨询所里,倾听病人们向他诉说的各种心理疾病和烦恼.他自己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感情深厚的妻子宝拉,有些害羞的儿子安德烈和快乐的女儿艾琳.有一次儿子为了捉弄雷校长,竟然偷了学校一只昂贵的贝壳.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美好的时光突然一去不复返.乔万尼接到儿子在班和朋友潜水时意外身亡的噩耗.从此全家陷入失去安德烈的巨大悲痛和阴影之中.幸福是如此脆弱,短短一瞬间,一个意外,就可以摧毁曾经幸福的家庭.有一天,他们收到一封神秘女孩写给安德烈的信,让他们重新寻找到儿子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明,于是原先死气沉沉的家庭重新带来生机.影片从此有了一种飞翔的力量.
苦难不止来自于物质层面,更多来自于精神层面.――这是常识.
刘斌：看了你的小说,我认为你是个现实感很强的作家.从《大河湾》到《幸福花儿开》中的《人民瓷》《新闻直击》一直到最近创作的《春风最暖》等等,都集中笔墨写了改革以及改革的阵痛带来的民生疾苦、价值观裂变乃至人性的复杂与悲剧性.但是,你的小说又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改革小说或者社会小说.你在小说中更多的是写历史的变迁、生存的原态,写个体的人的挣扎,写情感和人性的冲突与撕裂.你是怎么看待小说介入现实的,你在创作时怎么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当前的现实又给作家提出了怎样的课题?
曹多勇：你说的所谓改革小说或者社会小说,那是现时感很强的小说,不是现实感很强的小说.此类小说如同《焦点访谈》一样,面对各类社会问题总是急于发言,总是急于干涉,像一群居委会老大妈似的.严格地说,此类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不清楚在欧美有没有此类小说.但在我们国内此类小说却十分盛行.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流派,都要求作家的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感.因为作家必须生活在现实之中,作家的作品必须生活在现实之中――作家为之虚构的现实.只不过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学流派,表现现实的手段不同罢了.巴尔扎克的小说现实感很强,卡夫卡的作品同样现实感很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写出现实感很强,艺术感很强的作品.此类写作,我称之为经典写作.依照我的理解,经典写作不仅只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方法,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品格.文学走进新世纪,并没有相对沉静下来,相反地倒是更加浮躁,更加喧闹.当“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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