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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琨是西晋末年著名的诗人.他留下的诗作虽数量不多,但在晋末诗坛上独树一帜,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诗具有建安和太康两个时期的特点：在对比、用典等辞采方面与太康文学的繁密精致相接近,这可能与其早年的诗酒唱和生活有关；而戎马征战的经历和个人的胸襟抱负,又使得其诗在气韵风格等“情”的方面体现出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壮.刘琨虽不一定是晋室的忠臣,但他确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在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一起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其诗也在悲壮中增添了一种绝望的色彩,展现了西晋末年的时代特征.
关 键 词：刘琨诗风建安文学太康文学
刘琨的诗流传到现在的非常少,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十一辑录刘琨《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扶风歌》（艳歌行）、《答卢谌诗》和《重赠卢谌诗》四首,丁福保《全三国晋南北朝诗》卷五未收《扶风歌》（艳歌行）,而增收《胡姬年十五》一首,但《四库全书总目广文选集》提要指出“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刘琨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可考,而沿《文翰类选》之误,认为是晋刘琨”①.后又有研究者对刘琨与卢谌的赠答诗做了一些考证,认为逯钦立置于卢谌名下的《重赠刘琨》（璧由识者显）,应为刘琨答卢谌之作,题为《重赠卢谌》,原来的《重赠卢谌诗》（握中有悬璧）应为前赠②,但仍未成定论.所以,目前确定为刘琨所作的诗只有《扶风歌》（朝发广莫门）、《答卢谌诗》和《重赠卢谌诗》（握中有悬璧）.这三首诗都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后,是其生命后期的作品.然而,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言“后人所了解的文学之刘琨,实际上仅得其半,当然这是极重要的一半,为西晋其他文士所无的一半,亦西晋一朝文学中仅见之一半”③.刘琨的诗在永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的作品中,“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④一方面,刘琨注重对仗、用典等艺术手法,带有太康文学“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印迹；另一方面,其诗“雅壮而多风”的风格与“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⑤的建安风骨一脉相承.同时,刘琨的诗也并非是太康与建安两种诗风的简单叠加,其诗中流露出的穷途末路的愤懑与绝望,具有典型的末世时代特征,表现出一个乱世英雄在个人生命伴着国家前途一同走向灭亡时的悲壮与苍凉,为建安与太康两个时期所罕见.
一
刘琨诗中的太康文风侧重于“采”的方面,即对仗工致、文词绮密、用典繁缛在其诗作中的体现.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到西晋文学的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通变》篇则将之概括为“魏晋浅而绮”⑥.刘琨早年生活浮华,在《答卢谌书》中,他评价自己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⑦其与兄长刘舆都是“降节事谧”的“二十四友”之一.据《晋书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曰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⑧刘琨当时的“文咏”都没有流传下来,但从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和石崇的相关诗作中,大致可想见当时上层士人奢靡浮华的生活以及流行的繁缛诗风.刘琨受到这种诗风的影响,在其留下的后期作品中还依稀可见.
首先是对仗和文辞的工致.刘琨的《扶风歌》中有许多工整的对仗,如“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⑨、“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等,尤其是“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一句不仅词义、词性相对,连平仄也是相对的,几乎符合近体诗的音律.这一点在早期的建安诗中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如曹操的《苦寒行》,同样写到悲风,曹诗作“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较刘诗明显更质拙一些.到七子和曹植等人的诗中,已经开始注意形式的工美,“体被文质”成为建安诗歌最高的审美追求.太康则过度发展建安的文采形式,对仗愈发工整,用词也趋于精细,典型代表如陆机诗.同样作于颠沛流离的路途中,较之曹诗的粗犷雄浑,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则显得委婉曲折,细密工致,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其一）、“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其二）等句,用葛晓音先生的话说是“寓工整的对偶和真切的写景于古诗回环复沓的章法”⑩.这也正体现了建安与太康两个不同时期各自的文学特点.同样刘琨在《重赠卢谌诗》中如“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等句也都是“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11}的工美之句.但像“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就带有很强的西晋“正名对”的特点,“西晋时的对偶多是由两个名词夹一个动词所构成的‘正名对’,而且连篇累牍,不知变化,比较单调”{12},是太康诗的一个通病.而“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则因语意重复而受到诟病,被视为“对句之骈枝”{13},也体现了当时强为对仗的风气.其次,刘琨诗中密集的隶事用典也颇值得注意.《扶风歌》结尾用了李陵和孔子的典故,表达了对未卜前途的担忧,而《重赠卢谌诗》中更是连用“和氏璧”、吕望、邓禹、陈平、张良、重耳、小白、孔子等典故,几乎是一句一典.这种用典方法张华在《游侠篇》（翩翩四公子）中也曾使用,叶嘉莹先生在点评《游侠篇》时指出,此方式“完全是透过意念思索写出来的”是“太康诗的一种作风”{14}.另外,刘琨的四言诗《答卢谌诗》虽然也是“为情而造文”,但其受到西晋四言体文风的影响,文辞典正而深涩,感染力明显逊色于《扶风歌》与《重赠卢谌诗》.
由此可见,刘琨在对仗、用典等方面趋于精致,但这种“文采”又不完全等同于曹植的“词采华茂”,而是带上了太康时期繁缛绮密的色彩.刘琨并非是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技巧“为文而造情”,这大致可以视作是其早年的创作生活对其诗风的影响.而刘琨诗在西晋末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在于其“仗清刚之气”而对建安风骨的继承.清人毛先舒在《诗辩坻》中也评价说“刘太尉诗有孟德之气,子建之骨,特密处不似魏人”{15}.刘琨是西晋罕见的可以与建安诸子媲美的诗人.
二刘琨诗中的建安风骨侧重于“情”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其“雅壮而多风”的气势与风格.
从创作客体环境而言.刘琨主要生活与创作的怀帝、愍帝时期是西晋末最动乱、最黑暗的时期.八王之乱,无休止的征战耗尽了本就不强的国力.据《晋书惠帝纪》记载到建武元年已是“魏晋以来之积,扫地无遗矣”{16}.紧接着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祸乱中原.永嘉五年,晋怀帝被匈奴俘获,不久遇害；建兴四年十一月,愍帝向匈奴刘曜递降书.刘琨在并州征战,身陷敌虏包围,面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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