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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第一句话就写到:“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这句话是曹书记说的,起到的作用也很明显,为整部小说提出话题,但是细读会发现,实际上这句话在声音上具有双重意味:肯定的意味,“小流氓”,疑问的意味,“你愿意吗”.“小流氓”的定位在小说中是贯穿始终的,即便代表“党的正确思想”的曹书记在表达中也没有质疑,在《班主任》中“救救孩子”是以“孩子实际犯错”为前提的,在后文中,尹达磊、学校的老师、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都无一例外的在使用“小流氓”这样一个界定.尹达磊说“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做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家访中,女同学问张老师:“张老师,您见着宋宝琦了吗跟这本书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小流氓”的定位成为展开故事的核心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曹书记这种双重意味的提法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给予了另一种肯定性的回答,小说写到张老师“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请示党支部,会获得支持吗他眼前浮现出老曹在支部会上目光灼灼地发言的面影:‘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他正是要‘真格儿’地大干一场啊,一定会得到组织支持的！”从叙述的角度说,小说的结构是完美的,首尾分别以曹书记的话连通,从意味的角度说,小说的叙述也是颇具匠心:以问题开始,以回答结束.毫无疑问,尹达磊的声音代表了犹疑的群众,首先是对“小流氓”称谓的肯定和不屑,在张老师的言说下,渐渐有了不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小说中,由于叙述的原因,并没有充分展开,实际上只起到了衬托的作用.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也属于这一类声音系列,作者基本没有写到他们的反思能力,和尹达磊一样,同属于面目模糊的背景.
谢惠敏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作者主要还是想借助这个人物表达某种声音.与另一个对比性的人物石红相比,首先在形象描写上,谢惠敏就毫无魅力,“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等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等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等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值得玩味的是,在写到宋宝琦时,小说中写道:“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在谈到体育活动时,谢惠敏、宋宝琦竟如此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谢惠敏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但是,谢惠敏的“政治觉悟”又恰恰是她的悲剧,她的政治觉悟是被灌输的,并且已经到了怀疑老师,不相信个人判断,只相信“报纸”和上级的传达这样的地步:“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等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小说写道:“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小说在写到对《表》是否是一本好书,搞一次读书活动时谢惠敏说:“报上推荐过吗”石红回答:“没推荐呢.”谢惠敏:“读没推荐的书不怕中毒吗现在正反腐蚀,咱们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呀！”“谢惠敏一脸警惕的神色警告着石红,不仅自己拒绝参加这个活动,还劝说石红不要‘犯错误’”.谢惠敏所发出的声音失去了个人的判断,完全以“报上”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小说以张老师的口吻写道:“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作品把问题归因到“四人帮”头上,这是那个时代“伤痕文学”普遍的解决办法,至于其后面的深层原因不是本文讨论所能解决的,要而言之,谢惠敏代表了被蒙蔽的声音,成为“四人帮”路线的传声筒.
作品中的石红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正面形象,无论是形象描写,还是对读书的态度,都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情感所在,作者把石红这一正面形象的成因归因于她的父母和正确的教育:石红的父母“从入党前后起,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他们书架上的马恩、列宁四卷集、毛选四卷和许多厚薄不一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等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她也成了个小书迷.等石红是幸运的.‘晚饭以后’成了她家的一个专用语,那意味着围坐在大方桌旁,互相督促着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在互相关怀的气氛中各自作自己的事等爸爸有时是读他爱读的历史书,妈妈批改学生的作文.石红抿着嘴唇、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一道物理习题或是解着一个不等式等有时一家又在一起分析时事或者谈论文艺作品,父亲和母亲,父母和女儿之间,展开愉快的、激烈的争论.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狠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架上仍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等这样一些书籍.”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段描写,我们会发现它是不充分的,在1977年那个时候,文学写作还不能完全摆开政治的束缚,在石红的描写上,作者还主要是把它作为谢惠敏的“比较对象”来进行,在全国上下必须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石红父母的存在依据是什么呢这不是《班主任》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小说中也发现了问题,在写到如何教育宋宝琦事件上,石红妈妈对来访的张老师说:“石红一回家就把宋宝琦的事跟我说了.吃晚饭的时候她一个劲眨巴眼睛,洗碗的时候她跟我商量:‘妈妈,要是我约上谢惠敏,把那些害怕、赌气的同学们都找来,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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