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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的运用历来是学者关心和研究的重点,笔者主要对知网数据库和知名学者著作来总结国外学者的看法、中华文化运用比较好的新加坡学者一些看法和我国国内的研究的现状和成果.
关 键 词：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都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和国内外知名学者关于传统文化和经济关系的著作,主要总结了归纳出在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三大类看法,以及问题与不足.希望对学者更进一步的研究有一定积极意义.
一、国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理性发展经济的观点
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过中西方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比较,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理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缺乏一种可以与新教伦理相比的文化.西方的新教徒伦理培养的人格排除了在上帝与他们自身的一切中介,他们可以从隐秘的内心深处与上帝直接联系.他在《儒教》一书中说,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思维,中国文化里缺少一种把人民重新振作,积累巨大财富的伦理,这正是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化经济的原因.
他们又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者过于受群体的截制,过分依赖引导,结果市场经济便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进而言之,“儒家过于对完美人格的培养,而忽视了一种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征服自然的决心和进取心”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通过经验的理解世代相传,而不是一种数量意义上的实验性的知识,这一切都限制了现代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当然国外学者分析得很精辟、透彻,但也有不足的地方,现代经济很可能不止是一种发展模式,而在中国这种文化下也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现代经济”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对西方可能不紧迫,但对于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如果韦伯的前提都错了,更谈不上结论的正确.还有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关系也有研究,但没有韦伯具有代表,这里不赘述.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观点（以新加坡为主）
新加坡和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忠孝、勤俭、人本主义思想等在新加坡经济的作用和意义很大,并且比较了儒家伦理文化和欧洲价值观的作用.认为儒家所重视的敬祖爱国的忠孝思想是经济创业的源泉,传统文化中所主张的勤劳节俭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儒家重视“仁”的人本主义思想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林徐典指出,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在“后现代”阶段,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的污泥浊水,可以产生涤荡作用.他指出,推广儒家的伦理主要的目的就是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建立民族信心,恢复传统价值观.
而人民大学教授王守常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文化和经济是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新加坡的“家族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又接受西方文明的成分.
新加坡管理当局对儒家价值观的重视是现代化条件下,推行中华传统哲学的一场革命,正如外国学者指出的“它们都享有经世永久的儒家传统”“道德学是经济发展的金钥匙”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
三、国内学者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的观点
现在国内学者已经大部分认为传统文化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才有发展前景,而基于在承认的基础上分成微观方面（传统文化中具体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宏观方面（从整体把握他们之间关系）来叙述一些学者的观点.
(一)微观方面
朱宗震教授的自省文化：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内省文化正适合未来的经济发展要求,和平发展、内需拉动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性的能源和资源利用模式相匹配.中国必须摆脱西方发展模式的迷恋.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强大潜力的,这不是靠普世价值,而是在内省张实践中探索生存之道.
在《传统儒家与中国当代经济伦理》一书中,马涛教授则认为儒家伦理作为一种“隐性契约”能为中国当代经济伦理建设一些借鉴,他列举了一个核心的内容“诚信”,他指出儒家通过经济关系交往的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道德默契来缔结和处理经济关系.另一个内容是强调“生财有道”“取予有度”的经济伦理,
李远州教授和李艳学者也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运用到提出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观念,而在经济中,由于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中占支配地位,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这与“三纲五常”中的“纲”即权威是相融的.以“己”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新农村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历史地影响,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仅有中国才有的资源.
我认为这些具体的思想文化内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提出的思想有可取之处的.而许多只是学术提出并没有研究出可行的途径,是主要的问题所在.
(二)宏观方面
这里主要介绍大体上属于新儒学范畴的几位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文化能激发一整套的经济伦理原则,来帮助我国经济发展：
1.杜维明教授的观点
通过多年的研究在他多篇文章和讲演里反复强调他的观点是传统文化中的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个层面容纳在生态文明和宗教中实现天人合一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传统文化中人都是通过修身“像同心圆一样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把同情从自身夸大到社群,地方、国家和整个人类.生态的关注必须进行修正,而在此过程中要把儒家从已经降成了有限的世俗主义和误用为专制主义和合法作用的怪圈里拉出来.使儒家文化重回源头,摆脱不计代价的现代主义思想放式.他认为自我的实现有赖于知天、事天.人与天道的互动式实现自然和谐的中介,人类的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天道.
2.贺麟、宋志明的市场经济兼容观点
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共识：贺麟突破了传统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提出“儒商、儒工”等新观点,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商人不能在被排挤在儒者的范围之外,而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贺麟也突破了宋明儒学的理欲对立的旧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时代二者之间的兼容关系.过分地凸显人欲,当然会助长为非道德的消极因素,人与天道是相容的、互济的关系,但是,过分限制人欲,不利于调动人的进取精神,也会妨碍经济发展.
继贺麟后,宋志明也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已经开始、并最终得到弘扬,具有丰厚积蕴的中国儒家文化,在协调现代社会中义与利的关系方面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3.许嘉璐学者的观点
许嘉璐认为文化与经济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与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文化是整体,是物质财富、经济财富的总和,经济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要求这个民族所有成员都自觉,但当政者和知识层必须有自觉意识,这是整个民族自觉地开始.只有传统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所涉及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现在与未来关系等观点,这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任何武器都摧毁不了的.
4.其他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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