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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文学方面论文范本,与“东方文学史”可能吗?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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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这种结构继续写成的东方文学史著作,也在结构之下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东方文学作为独立学科为自身发展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进一步壮大,对这一学科的探索更为深入,资料更为丰富,文学史种类也更为多样.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著作有11部.以《新东方文学史》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是因为这部著作对上一阶段固定的文学史功能（教材指向型）、篇章结构等方面均有所超越.全书按时间分为两编,为“古代东方文学”编和“中古东方文学”编.时代的划分依旧以社会形态为准：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为古代,封建社会为中古.两编下设九章,每编第一章为该时代“东方文学扫描”,之后各章皆以作家作品命名,分别是《吉尔伽美什》、《圣经旧约》、印度两大史诗、迦梨陀娑及其名剧《沙恭达罗》、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一千零一夜》和萨迪的《蔷薇园》.从目录来看,这部著作更类似拼盘式的作家作品研究,史论部分集中在“东方文学扫描”章上.与上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相比,这本著作是对某一时代的东方总体文学进行论述,条理相对清晰,论及的作品更全面,对史料的引征也更丰富,着重于研究角度.在作家作品专章里,其史料性和研究性进一步突出――附于每一章后面的注解和“本章编写所参考吸收的研究成果目录”多达数页甚至十数页,其实――就如之前对东方文学概念的重新辨析一般――是对国内此前的研究之总结、概括与提升.
随后的《东方现代文学史》与《东方文学史》（季羡林主编,以下简称“季版”）无疑都是资料丰富的鸿篇巨制.东方文学地理范围广,跨越时间长,发展线索多,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显然需要篇幅上的保证.而国内的“东方文学史”著述大都是30万至40万字篇幅,冠之以“简明”之名的则往往是20万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史论述的细致到位.而这两部“东方文学史”则凭借编排与篇幅的优势,尝试弥补这种不足.宏大的编著队伍与语言优势使这两部文学史囊括了相当数量之前的东方文学史未提及的史料,一方面可以对某些国内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进行填补；另一方面,与之前的东方文学史多侧重于作家作品论述相比,这两部著作的史论性更强,对各时期文学状况的描绘更趋向立体与多元.如《东方文学史》（季版）与此前同为北大东语系学者编写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相比,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有所减少,但涉及的作品大量增加,涵盖的时代与地区更为全面；介绍作品时,《东方文学史》（季版）也不只停留在文本,而是结合当时整个地区的文学状况,更加注重文化背景的意义.这种转变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介绍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如对印度两大史诗的论述,《东方文学史》（季版）去掉了“史诗作者”这种表述,强调作品口承性与文本的流动性,并对史诗的几种抄本做了简要说明；对缅甸和柬埔寨的碑铭文学的论述,也带有考据色彩.其实,将碑铭文学引入文学史论述的范畴本身就是对指涉作家文学的纯文学观与包含了民间文学的大文学观之间相对模糊的界限的探讨.而这种表述,则是对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的重新认识.
《东方文学史通论》一书对新的东方文学史理论建构做了有益的尝试.在结构上,作者将东方文学史划分为：信仰的文学时代、贵族化的文学时代、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近代化的文学时代和世界性的文学时代,全书以这五个时代分为五编.这种划分没有拘泥于具体的时限（何况某些时代划分还存在部分重合,如贵族化的文学时代和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而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从每个时代抽绎出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该时代文学本质的文学样式或文学思潮,进行分别论述之”.各时代编下基本仍按地域进行分节,对该时代东方文学进行整体论述.与之前拼盘式“东方文学史”相比,《东方文学史通论》似乎有所突破.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过于追求东方文学的总体性,是否会破坏了东方文学史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还有本书篇幅456页,涉及日本文学的篇幅多达170多页,是否有过于强调日本文学之嫌?
相对而言,《简明东方文学史》（孟昭毅、黎跃进编著,以下简称“孟黎版”）和《新编简明东方文学》是比较适宜教学的东方文学史教材.两部文学史都冠以“简明”之名,“是因为东方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虽然前人云：‘书越读越薄,越写越厚’,但事实上,这种教材的编写厚度是要有限度的.”于是,“规模力求适当”,“既给教师提供足够的内容,又给教师留有充分的余地,使教师可以灵活掌握,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正如编著者对“简明”的理解,“‘简明’不是‘简易’,而是重点突出；‘简明’不是‘浅白’,而是条理明晰”.两部东方文学史都条理清楚,线索分明.利用既有的东方文学史拼盘结构,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划分章节,而各章节下除了时代背景与文学概述的总论节以外,各节则多以作家作品为主.《新编简明东方文学》更是在具体作家作品的介绍中采用了板块式结构,在该节下专门拉出作品故事情节梗概、作家小传等项,而项外的正文部分则着重论及作品形式、人物思想、艺术特征、研究状况等情况.每章结尾处列出的思考题,则更适合课堂教学.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东方文学史”都对东方各区域文学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对与中国文学的交流进行了专门的关注.《简明东方文学史》（孟黎版）在每章下都设该时段的“东方文学交流”节,而《新编简明东方文学》在论述作家作品时都会提及该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此前的“东方文学史”虽然也会论及交流情况,但并未在书中设专节或专项.此种情况的产生,或可体现出编著者在学科建设中的自身文化身份意识与比较文学意识.
此外,上一阶段提及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也在这一阶段经历多次修订再版.两部文学史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编朱维之与陶德臻先后过世,《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的修订随之在第二版停止,而《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仍进行了两次修订并再版,每次修订都有全国多所高校共二十余名执笔者参与.两部文学史的大框架在修订中变化不大,均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编：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其后几版为古代、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当代）,然后按照埃及、阿拉伯、印度、朝鲜、越南、印尼等国别进行分章（两部文学史的修订版都改为按照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分章）,最后按作家作品分节.这种框架实际上稳固了“东方文学史”的拼盘式结构.但在四平八稳的大框架之下,再版时都有篇章上的调整、细节上的修补,概念逐渐明确,观念有所转变,资料日益丰富.不过,不得不提到的是国内东方文学概念的发展演变.早在1959年,季羡林和刘振瀛合作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长文《五四运动以来40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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