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尼采与华文文学文集》序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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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和“改造国民性”.尼采遗稿的翻译在中国已经起步,这对尼采研究是重要的发展,对解读尼采有很大的帮助.尼采似乎还不该死.李林荣的《鲁迅尼采的踪迹意蕴》针对鲁迅的杂文,力图从鲁迅的文本本身梳理出他对尼采的看法.比起二十多年前陆耀东和唐达晖的工作,李林荣的梳理自然更进了一步.文章有不少看法很值得研究者深思.我特别欣赏他用《两地书》原信去解读《拿来主义》,“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那段名言.这是个难得的中西文化“折射”的例子.尼采自诩太阳――也可以理解为他“超人”的特征,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或“超人”)精力旺盛,充满创造力,必须“赠与”,而“赠与”并非学习雷锋,要舍己为人.恰恰相反,“赠与”是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的行为,也是“权力意志”的行为.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对太过理想的理论一向持保留态度,诸如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的理论等,他所理解的尼采“超人”也包括在内,作为“超人”特征的不断“赠与”的太阳,自然也没有令他信服.然而,最有意思的是,鲁迅固然误读太阳的“赠与”为舍己为人,因而对“超人”能不断“赠与”不以为然,但他转向的却还是尼采的个人主义,还是“超人”的价值取向,而且更接近尼采精神,并非“伪影响”.“鲁迅与尼采”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全盘吸收尼采,也不在于他有没有批评尼采――批评很正常,受影响而没批评,反而证明缺乏深思反省,影响不深――问题在于鲁迅批评尼采之后所做的抉择.跟“伪影响”的进化论和作È华文文学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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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卫东的《鲁迅与尼采的相遇》和张克的《怨恨之思:鲁迅与尼采》两篇大作是研讨会后特别邀约的稿件.汪卫东设法对“尼采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然后认为“鲁迅对尼采的亲近基于一个世界的世界观的共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跟闵抗生的文章对着读.他的比较分析很具哲学思辨的意味,可以补充本文集哲学性问题探讨的空缺.不过,他也补充说“真正吸引他的,还是尼采言说所展现的超越性的精神强力”.尼采的“怨恨”跟鲁迅批评的中国“国民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张克曾从舍勒的角度探讨“怨恨”与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舍勒的“怨恨”是从尼采那里来的,所以这次请他直接从尼采的角度去探讨.舍勒的主要著作都围绕着尼采的“怨恨”,但他不完全同意尼采的看法,有点要结合马克思的理论和基督教的精神.深受尼采影响但又批评尼采的一些观点,舍勒又是个很正常的例子.张克的探讨似乎还可以进一步阐释,这只能怪编者约稿仓促,截稿太快,没有给他充足的思考时间.要之,“怨恨”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不光对“鲁迅与尼采”而言.文集庆幸能有这个题目的文章.
张钊贻的《“折射”成黑色的“超人”》则是探讨尼采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尼采与鲁迅文艺创作的比较研究很少,《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也谈得不多,这篇算是一个补充.其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本来想避重就轻,偷工减料,不幸在会上被人提起,只好硬着头皮补上,顺带纠正以前有关章太炎的不够准确的评论.不过这只算是提供了鲁迅的“尼采”的“周边”一些信息.自然,更详尽的信息恐怕还有待李冬木的挖掘,因为又牵涉到一个日本人,而且挖下去肯定不只一个.这“周边”的问题,随着大家“视界”的增长和“焦点”的转移,真可以没完没了,其乐无穷.
文集“尼采与鲁迅”部分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够请到一位研究《野草》的专家提供一篇关于尼采与《野草》的文章.原来请汪卫东提供一篇,结果收到的是另外一个题目,虽然也是不错的文章,但无补“鲁迅与尼采”部分的缺失.可惜.其实,研讨会还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原来设想是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但可能是组织者人脉的局限,主要还是现代文学,至于当代则连研究信息也几近阙如.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的交流过程中,偶尔听到一些研究者评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跟尼采的联系,但真正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起步.希望只是我孤陋寡闻.
最后一组“尼采的中译”.在中国,尼采的译介主要都是由作家来完成,是作为介绍外国文学的部分努力,所以跟文学界的关系比哲学界的关系要更密切.冯铁的《重复的(茶花女)方式与侵犯版权:尼采翻译在中国》和崔峰的《翻译与政治之间: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尼采的语境》两篇文章配搭很有意思,一微一宏,可谓相得益彰.冯铁的一篇非常“微观”,只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章节的译文,真是“小题大做”,做得很深.崔峰的一篇则是“宏观”,考察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译介尼采的语境,或更确切地说,是不译介尼采的语境.将崔峰的文章和沈伟赳的对照起来读,还可以看到“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思潮,颇有意思.
冯铁从短短的《论三种变形》的翻译分析中,便反映出思想传播的准确性在一词一句上都会遇到重重困难,何况是整本连以德语为母语及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也不一定能完全领略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给他这本代表作这样一个副标题:“一本给所有人也不给任何人的书”(EinBuchfurAlleundKeinen),意思似乎有点像中国一句俗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显然,他知道误解他的人会很多,但有人就是会跟他“心有灵犀一点通”,对此,他也似乎心中有数.这本书是他以“血”写成的.输血需要相同的血型.王国维通过叔本华读尼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体会《论三种变形》,在《人间词话》中以古诗词表现他所领会和得到启发的三种境界,领会之深,表现之美,已成中国美学经典片段,可以传颂千古,其与尼采契合之深切,更令人惊叹.若问他读了多少尼采,恐怕不多;对尼采的理解是否正确,也不尽然.这些质问其实对他们的契合也毫无意义.高行健的血型大概是另外一种,无论他再读多少尼采著作,多少更准确的译文,恐怕也不会改变他对尼采的生理排斥.对于这些事实,光靠传播史、阅读史是不会得到合理解释的.,一个小小规模的国际研讨会,能够就讨论的学术议题做出多项突破,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实在感到非常难得;作为文集的编者,有机会读到那么好的文章,也禁不住要用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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