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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12;身却是千秋大事,不可不慎.常有人说,敦煌学是当今的一门显学.此话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不可信其无.然就世界而言,却不可信其有.西方大学中根本就没有敦煌学这样的专业,连敦煌学这样的词汇恐怕亦只见于中文和日文.虽然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遍布世界,但他们出自不同的专业.敦煌学既没有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更谈不上是显学.与敦煌研究不同,西藏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却早已在西方学术殿堂中占一席之地,晚近更因一个精神化了的西藏成了西方世界不可或缺的“他者”而使藏学于欧美东方学界内一枝独秀.但藏学同样不是一门国际显学.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国学”,东方学本身就是作为西学的“他者”而存在的,说到底它不过是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今天的藏学显然比传统的印度学、蒙古学、突厥学、满学等热得多,但藏学既不能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印度学、蒙古学、突厥学和满学等却亦薪火传承,绵绵不绝.学术当有自己的传统,不应受外在条件制约而忽冷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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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不应有冷热之分,西域研究,或曰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一门既有现实意义,又富有学术挑战性的学问,当然不应该被冷落.冯其庸先生提倡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整合到国学研究之中的确与时俱进.国人早已习惯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这样一种说法,但一提到“国学”最先想到的却还是四书五经,很少有人会想到非汉族文明的东西.国人对国学的认识与其对国家的认同不同步.事实上,西域研究,或如其开始时所称的“西北舆地之学”,恰好是在界定中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清末中国受外国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为了确保领土完整,不受瓜分,明确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中国学者中间应时而出现了一股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热潮.所以说,“西北舆地之学”从一开始就是国学的一个部分.嘉、道以后,“西北舆地之学”因缺乏新材料和新方法而渐失其活力.然此时“东方学”却于西方盛极一时,这与帝国主义不断东侵直接相关,但亦有其特定的学术缘由.当时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首的一批欧洲学者,不但从中国的西北地区劫走了大量珍贵的古文献,而且在学术上亦独辟蹊径,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即用汉语古音和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等方法,处理、解释这些多种语言的文献,令人耳目一新,其成效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当时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中有一批身怀学术救国之抱负的优秀学者,为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吸引,故积极地投身其中.这种曾被人称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者,实际上亦古亦今、亦中亦西,它比纯粹的中学或西学更富有学术挑战性.人们常如此形象地嘲讽那些惯于在中西文化之间投机取巧的人,说他们“在伦敦讲《红楼梦》,回北平说莎士比亚”.相信当时这样做的人有不少,但有志向者更愿意选择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学问,以此与洋人在学问上一争高低,以振学术救国之雄心.我曾在留学德国时拜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当读到先生当年坚持不选汉学而以斯拉夫学为副修的故事时,深为自己才疏气短,竟然选择汉学为副修而无地自容.

当我在波恩为取得博士学位苦苦挣扎时,时常感叹何以当年韩先生他们这一批学者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好地掌握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先生一共只在欧洲住了三年,留学的本来目的是学习西洋文明史.可三年下来,他却成了一位一流的西北语言、史地专家,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的能力无与伦比.大概是时代造人,当年韩先生在巴黎的老师中有伯希和、同学中有石泰安,回到国内时西域研究正得到大力提倡.既有像陈寅恪、王国维、陈垣先生这样的大师可为表率,亦有像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这样杰出的学术组织者的积极倡导.虽然是烽火连天的年代,但他们同心协力构筑起了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象牙之塔.当年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间的距离远没有今天那么大.有理由目空一切的伯希和未敢藐视他的中国同行,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竟再三向没有博士学位的陈寅恪先生发出聘书.让人痛心的是,一代大师们苦心建立起来的象牙塔很快被无情地摧毁.待中国学者再次有机会面对国际学术时,二者间的距离已被拉开.中国的蒙元史研究承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三位曾留学欧美之西域史、语学大家之流风余绪一度鹤立鸡群,但中国学术之整体水准已不复乐观.今天人人仰望陈寅恪、王国维,可谈陈寅恪者津津乐道的是《柳如是别传》,说王国维者言必称《人间词话》,殊不知前者是作者晚年失明后的自娱之作,而后者是作者踏入学术高峰期前小试锋芒之作,他们的学术抱负和最高的学术成就均不在此.据传中国学者中当年最受伯希和激赏的是王国维和陈垣,可以想见王静安先生著作中最得伯氏欣赏的决不可能是《人间词话》,而一定是见于《观堂集林》中的那些“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的作品；陈垣先生没有留下一部与《人间词话》、《柳如是别传》类似的“国学”著作,可赢得了伯希和对他甚至高过对胡适、陈寅恪两位先生的尊敬,其原因是他写出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样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的经典著作.因《柳如是别传》、《人间词话》而荣登“国学大师”之榜首,陈、王两位大师若九泉有知,一定啼笑皆非.如果这两部著作可用作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国学大师“的标准的话,那么被公认为西方汉学第一人的伯希和先生决无资格当选“汉学大师”.伯氏似从未研究过四书五经,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风花雪月显然亦不是他的最爱,他的入室弟子中有蒙古学家、西藏学家、乌拉尔――阿尔泰学家等等,但好象没有一位纯粹的汉学家.伯希和先生的头像没有被悬挂在波恩大学的汉学系内,却被悬挂在中亚系内.莫非伯希和先生就不是一位汉学家?假如陈寅恪、王国维先生没有《柳如是别传》、《人间词话》传世,不知今天他们是否还会被人称为“国学大师”?当今中国大师名号满天飞,可很多人却很不情愿称季羡林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为“国学大师”.季先生于德国主修印度学不假,但他日后治中印文化交流史,作《大唐西域记校注》、传吐火罗语,并主持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这与陈寅恪先生当年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并无不同.陈先生在海外学的是梵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等西域古文字,夫子自道其学术兴趣主要在于历史和佛教,即在于考证唐朝、吐蕃以及西夏之种种关联和梵、汉、藏文佛经对勘.于季先生留学和治学经历中我们不难见到陈先生的影子.不知国人何以对季先生这位百岁老人如此吝啬,不肯心悦诚服地称他一声“国学大师”?伯希和一生主要研究中国西域的语言和历史,可他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汉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主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可他们众望所归地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由此看来,中西皆以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为汉学、国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今天兴国学,理应支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

二十多年前一句以讹传讹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曾激励了不少有志之士,令今日中国学者于敦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荣新江先生最近提出了敦煌研究的一个理想境界,即“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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