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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学类论文例文,与闲话国学与西域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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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充分显示出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的自信和豁达.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即使在敦煌研究领域内,中国依然不能算是世界上的龙头老大.对敦煌汉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荣新江先生更优秀的学者了.然而对“敦煌胡语研究”,亦即对敦煌发现的非汉语文献的研究,中国学者除了耿世民、王尧先生以外基本没有发言权.在西域研究领域内中国依然是空白的区域还相当不少.除了敦煌以及与其相关的丝绸之路和西域各种语言古文献的研究以外,西域研究还应当包括突厥（回鹘）、西藏、西夏、蒙古、满洲研究等,而在上述所有这些领域内中国学者都不见得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作不懈的努力.不可否认,从事西域研究,中国学者有着天然的优势.汉文文献是一个宝库,不管从事西域哪一种文字、哪一个民族的研究,如果不能利用汉文文献则必然是一个天然的缺陷.但对西域研究这一学科的建设,尚需要从许多基本的工作做起.首先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专业图书数据库.当年陈寅恪先生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后再三推迟归国行期,于柏林苦等其妹妹从国内为他筹备购买《西藏文大藏经》之巨款.可惜陈氏虽为世家,但亦无力满足他的这一奢望,陈先生最终抱憾东归.中国进口第一部影印本《西藏文大藏经》是陈先生归国后数年经胡适和旅居北平的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家钢和泰(AlexanderStael-Holstein)两位先生促成.陈先生最终放弃做西域研究的努力,或主要是因为国内相关图书资料的不足和其个人收藏的丢失.可幸我们今天的条件比陈先生当年要好得多,例如他当年孜孜以求的《西藏文大藏经》,现在不但有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在出版的各种版本合校本,而且我们还可以花不多的钱在美国买到全套的扫描光盘本.但如今中国学者与西方、日本学者相比,最大的劣势或仍在于图书资料的严重不足.西方、日本学者垂手可得的东西,我们往往遍求不得.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学术很难与世界学术接轨,亦没有办法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其次,西域研究一定得从语言入手,海外学人常常笑话中国有不懂藏文的藏学家、不懂蒙文的蒙古学家、不懂回鹘文的突厥学家等等.这样的现象不应该在我们的下一代中继续存在,西域古代语言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再次,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曾经大师辈出,如今大师已逝,连他们当年创下的学术规矩亦失之殆尽.今日中国学者重有争世界一流的雄心,委实可喜可贺.然要争一流,先要预流.预流之后,短时间内或尚难成一流,但努力之下必会有一流的成绩出现.反之,若不预流,投入再多亦永远成不了一流.做学问入不入流,看的首先是作品符不符合学术规范.学术在不断的发展和更新,但基本的学术规范应该百年不变.唯有如此,学术才能既有各自的传统,又有国际对话的基础.晚近学界常常讨论如何建立学术规范这一至关紧要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恢复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些提倡历史语言研究的学者们所身体力行的学术规范,中国的学术出版物即可预流.我手头有一本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是吕澄先生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其用纸、印刷极为简朴,但从注释、引文到标点、索引均极规范,一点不比与其差不多同时代问世的罗马东方丛书差.而这样中规中矩的学术著作在今天的藏学、佛学出版物中已成绝唱.当下常有人为个人著作是否涉嫌剽窃他人成果而与人争执,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其著作的不规范.曾有朋友的弟子被人指控学术剽窃,我友痛心疾首之余发感慨说：坊间多的是东拼西凑而成的烂文章,这比全文剽窃更加恶劣.最简单的学术规范就是要以前人的学术成果为你自己所作研究的起点,否则做它作甚?著作等身,有何用处?止可覆瓿,倒亦罢了.辛苦为之,却讨个贻笑大方,又何苦来着?国学亦好,西域研究亦罢,若不遵守最起码的学术规范,不说一流没戏,就是预流亦难.游子倦归时,本当三缄其口.斗胆说那么多闲话,并非不知高低,有意要评点江山.初则被人问起,不得不有所响应；继而有感于今日为学之艰难,想做一流的学问当真必须学贯中西,然于我来说可谓missionimpossible.少小失学,至今对中学一知半解；游学西方虽十又五年,可对西学的认知尚不及对中学之一知半解.有心步前贤后尘,勉强作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谋生之外,尚冀私心有所寄托.国学虽是中国的学问,但国学研究必须是世界性的.若西域研究这门本来就颇具世界性的学问,能有幸作为国学的一部分而得到重视,区区私愿,即得而偿矣!
沈卫荣,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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