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深方面论文范文集,与左联期刊对翻译理的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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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不收任何方面的翻译稿件.”《文学界》创刊时也在《本刊稿例》中明确地说：“本刊各门文字,除译稿暂时不收以外,都欢迎投稿.”也因为翻译之差,方芥生看到雷马克的同一本著作《西线归来》在国内竟有七种译本,不但没有感觉到翻译事业“蓬勃的气象”,相反却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因为翻译得实在太差了：“翻开书的第一页的第一句话,就使我看得莫名其妙.这儿用五号铅字堂堂的印着：‘这路伸展进前等’这会是什么话呢,我简直不懂.还有的将小说中的对话：‘对,血液已经验过了,阳性!现在我们非肃清那些毒菌不可了!’译为：‘是的,血的检验转来了,被动的.现在我们要开始严酷地谈论到老流氓了!’等一九三一年的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翻译出世,居然还有书店愿意接受等我们很可以编出一曲‘十稀奇’的小调,譬如：一稀奇不懂原文居然可以译书；二稀奇书店出书居然可以不看原稿；三稀奇几千几百个读者居然没有人讲话等.”使方芥生出离愤怒的这种水平低下的翻译作品,在当时可谓比比皆是,因为“乱译的翻译家”和“半路出家的大胆的译述者”实在太多了.由此看来,法国作家亚弗雷米赛的《一个现代人的忏悔》在《大众文艺》上连载时,翻译者夏莱蒂说：“我只能尽我的一点浅薄的中外文的知识把它译出来而已.虽然这样的工作,还恐难免,或许竟有翻天覆地的错误,颠头倒脚的笑话呢,那要请众位多多赐教,千莫客气,为幸”.这话恐怕也非完全是出于自谦吧.

二、左联期刊关于翻译的理论探讨

左联期刊对当时中国文坛的翻译状况作了真实的记录,但不仅仅止于记录的层面,还对翻译作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探讨.

关于翻译必要性的探讨

正是因为翻译之难、翻译之多和翻译之差等诸多原因,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在中国一度处于受限制、受围攻甚至被封杀的地位.当时的中国到底还需不需要翻译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翻译所处的地位与当时中国急需靠翻译引介国外先进理论和优秀作品的状况是极为不相适应的,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对此极为关注,他们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努力贡献好的翻译作品外,还在理论上为翻译正名和辩护,左联期刊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和理论争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这一点上,左联期刊无疑又一次形成了坚定的同一阵营.《大众文艺》创刊时,郁达夫在《〈大众文艺〉释名》中就明确指出了翻译的必要性：“中国的文艺界里,虽然有些形似裁判官与个人执政者的天才产生了,但平庸的我辈,总以为我国的文艺,还赶不上东西各先进国的文艺远甚,所以介绍翻译,当然也是我们这月刊里的一件重要工作.”《文学月报》在其第四号的《编辑后记》中表明了对翻译的重视：“虽然以较多的篇幅登载作品,但是关于海外文学运动的翻译和介绍等,也是一样的重视的.不过我们不是为介绍而介绍,一切都必须和我们目前的文学运动有关”.该刊第五六期合刊上发表的将俄国文学视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的鲁迅对于因翻译而形成的“中俄文字之交”的祝贺则更肯定了翻译俄国文学的必要性：“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是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是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所谓的‘胜利’是说,以它&

景深方面论文范文集#30340;技术和内容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很多有益的东西.”并且鲁迅还分析了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俄国文学艰难却又势不可挡的曲折历程：“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于是也遭到了文人学士的讨伐.等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俄国戏曲集》以外所有的作品就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近来,传布开去.等这之间,自然又遭到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斥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俄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之所以能在艰难中得以实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广大读者的需要,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决不因此而退却,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绝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

2、关于翻译“信”与“顺”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翻译的论争,历时最久、程度最激烈的当数关于翻译的“信”与“顺”之争,论争的一方以主张“宁顺而不信”的赵景深为代表,鲁迅在《北斗》上发表文章归纳出了其派系渊源和理论精义：“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数赵景深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从不同角度对“宁顺而不信”派的翻译理论进行批判的人则构成了论争的另一方,《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语林》等左联期刊是他们最主要的理论阵地.

早在1929年的文学论争中,梁实秋就挑起过鲁迅的翻译方法问题,在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二卷六、七号合刊中,最后一篇文章是梁实秋写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因为当时鲁迅已经翻译了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说：“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梁实秋就捡出其中的“硬译”大做文章,他认为鲁迅的“硬译”“近于死译”,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1930年3月,左联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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