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网
关于人物形象论文范文素材,与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扫描2006年第2期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人物形象毕业论文范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扫描2006年第2期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免费优秀的关于人物形象及故事及小说方面论文范文资料,适合人物形象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本期由主流期刊推出的重要长篇有两篇：余华的《兄弟》（下半部的上半篇,《收获》）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当代》）.《兄弟》上半部推出后,批评界曾一片尴尬,到下半部现身,已是嘘声四起.人们需要讨论的不仅是《兄弟》为什么这样差?更是余华为什么这样令人失望?这样的退化不仅出现在余华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的写作姿态、写作状态和写作能力,由此构成的“余华现象”值得更深更广的反思.
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著称,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女性的飘零感和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第九个寡妇》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的别有用心,但也可以感到作者的力不从心.
“底层写作”依然是“主流期刊”的“主流叙述”.《人民文学》第3期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罗伟章的《变脸》（中篇）.罗伟章以带有个人真切体验的《我们的成长》（《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在文坛崭露头角,凭以情动人的《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广为人知.这些作品虽带有许多新作家都难免的简单、青涩的毛病,但其真切的体验和朴素的态度仍能打动读者.
近年来,《人民文学》在重推反应社会重大问题的“底层文学”的同时,一直着力经营一些“小制作”.石舒清的作品每一篇都不令人失望,如《果院》、《黄昏》,和这几篇相比,这篇《父亲讲的故事》（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更好,尤其是方言的运用,特别熨贴.刘庆邦的《穿堂风》（短篇,《人民文学》第4期）将人生的孤寒贯彻到底,又不失温情,是不出所料的好作品.温亚军《成人礼》（短篇,《大家》第2期）也是韵味醇厚的小品,钟求是的《远离天堂的日子》（中篇,《十月》第2期）则有着作者惯常的紧张中的严酷,何大草的《裸云两朵》（短篇,人民文学第3期）在技术上颇为精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松的中篇《双驴记》（《收获》第2期）,小说“将叙述进行到底”,终于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叙述冲出了故事,抵达了意义.王松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文革”故事,风格一直嫌散,这次终于“写出来了”.两位老作家重出江湖令人惊喜,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是当年成名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姊妹篇,20多年过后,笔调依然,只是更见分寸火候；白桦的边地传奇《蓝铃姑娘》,以梅里美的笔调讲述一个卡门式的故事,这样情绪昂然的浪漫传奇在当代创作中颇为少见.此外,“80后”作家王唯径的《狼来了》（短篇,《青年文学》第3期）没有追逐时尚的青春经验,将乡土记忆进行了现代主义的结构改造,也值得一看.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当代2006年第2期）,讲述了一个类似“白毛女”的故事：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作者把老地主孙怀清描写成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里被尊称为“二大”）,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甚至还把他说成是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如果说《白毛女》讲的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故事,那么《第九个寡妇》则可以说讲的是“革命使人变成鬼,改革使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命运转变的“人”却并不相同,在《白毛女》里是喜儿、大春、杨白劳这样贫苦农民；而在《第九个寡妇》中,指的则是地主兼小业主孙怀清,这使小说在对《白毛女》构成了反讽与解构时,不仅重述了历史,也颠覆了其历史观.陈思和先生以“慈母/大王”、“民间/政治”的二分法来把握与分析这篇小说,并在《古船》、《白鹿原》的文学史脉络上给予了高度肯定.但《第九个寡妇》中民间伦理的合法性,不过论证了孙怀清地主“政治”的合法性.在其视野中,1950―70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二大”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时期,小说同情与关怀的对象,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用“50―70年代”的话说,是“地主”孙怀清和“落后群众”王葡萄.
有意思的是,不仅《第九个寡妇》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翻转,近期出现的一些其他作品也是如此,阎连科的《受活》以受活庄要退出“人民公社”为结构,莫言的《生死疲劳》则以蓝脸一根筋地坚持单干为主要线索.这些作品描写的同样是1950―70年代的农村,但与《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相比,呈现了不同的特色：其一,是对“合作化”等历史大体持否定的态度,推崇“单干”,推崇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这样的理解显然受到了80年代以来流行观念的影响,而对近年来知识界对其的反思质疑缺乏容纳或回应.这样的主导观念在思想上既无新意,又失去了当年的“异质性”和挑战意味,并暗合了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贯想象；其二,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多由人物性格中的“一根筋”来推动,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导致了人物形象的单薄与浅白,显然这些人物并非来自于生活,而是来自于作家的主观意念；其三,在人物的真实性与丰富性上,这些作品尚不如《
关于人物形象论文范文素材,与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扫描2006年第2期相关毕业论文范文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