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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国学启蒙者的沉思和漫步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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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龚鹏程先生的《国学入门》是专门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的一部专著.环绕于人生之诸问题,以探讨其原理、原则,并寻求解决之方术.龚教授俯瞰中国学术,对中国学术的核心：经学、史学、子学、集学等国学知识做了大致的浏览并涉及中国学术的方法：义理学、考据学、词章学、经世学等.本书的特点是：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二、平和的学术命题,三、中立的学理阐释,四、融合的学术境界.作者以国学启蒙者的沉思为我们打开了进入国学殿堂的门径.
关 键 词：龚鹏程；国学；入门；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8)2-0067-04
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和发展的智慧结晶,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阅读、了解、走进经典,对于掌握人生真谛、升华个人气质,均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很通俗地解释国学的文化含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龚鹏程先生的《国学入门》(下称龚著)以其谨严求实的国学大师笔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受到学术界和广大国学爱好者的关注.与此前的国学入门著作比较,龚著的言简意赅和对科学学理性的探求,特别值得称道.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什么是国学”“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些在大众之中存在的国学疑问,在龚的《国学入门》中可以得到清晰的答案.龚著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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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研究视角
国学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如何选择独特的研究视角,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国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龚鹏程认为：把国学视为整体历史文化研究,范围毕竟太大了,“国学也者,主要是史学,但又往往包涉太广,因此范围辽阔、义界不明.”龚著把他的国学研究定位为：“重新将专业壁垒打通了来教来学.”认为研治国学,是对学术忠诚的一种表现,要针对中国学问的特性来予以开发.著者从广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一个世纪的国学研究,敏锐地发现：那些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故步自封,对中国学问根本未尝究心,却不断发出质疑.作者慨叹：“不幸近百年来之学风,趋新骛外,国学颇遭鄙弃；为学又贵专业,而不知天地之大美,学术之全体大用.以至一种宽易博大的治学之道,反而甚为寂寥.”这种对当下国学研究的评价,可以说切入的视角是独特的.
龚鹏程在他的“自序”中说：“我自己对于做学问,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什么都该由国学传统中发展出来.故国学非一门专业、一门科目,而是各种学问之土壤.”他认为学习国学关键是“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掌握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还认为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的学问.他在第十四章余论中特别谈到“治国学的人的精神意态”问题.作者从容不迫地评说,提出了许多闪烁着智慧火花、令人关注的新见解.作者希望通过国学历史的反思来推动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凸现出国学和国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从而获得一个极富创意的理论制高点,产成一种整合力和凝聚力.
作者从思考和理解人手,弄清国学脉络,从而可以用较短时间把握国学的精髓,获得对国学的总体认识,无疑是一次重要突破.该书走出西学模式,还原中国哲学本色,提供了一本理解与思考国学的入门读物,对具有中等以上程度的人群,很有裨益.
本书还从宏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近年来的“国学热”,认为国学研究虽机构和活动不计其数,旧作不废江河,却“乏教材”,唯翻印80年前梁启超、钱穆,或30年前台湾杜松柏、朱维焕诸先生之作以应时需而已.可以想见此著作之急需.
二、平和的学术命题
在学理建构上,龚鹏程的总体思路是界定国学和国学研究的概念、内涵,阐明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宏观上描述国学的精神文化现象,微观上研究国学的重要命题,然后站在学术哲学的高度对国学研究中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在治学理念上,作者关注历史背景后的精神活动.“宏观描述”,对国学中的经、史、子、集进行多方面的梳理、辨析,其理论聚焦点是国学研究学理化的进程.全书以此作为国学精神的基础,重振、升华.而“微观透视”则选择几个重要的专题进行梳理,都有独到精粹的结论,提出若干理论问题.如“登堂篇”借鉴胡适与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等,就国学研究中的认知逻辑、学术范围、思维方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又如康有为所涉及的道教、佛教、西学、史地、天文等,章太炎的“国学”、“国学之商兑”,马一浮的“六艺之学”、“宗儒旨趣”等,可以说与“门径篇”部分融合互补.
龚著中充分地注意到当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世界文化与国学的关系.作者运用和借鉴比较文学的命题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如第四章“语言”中的“句的形态”,引用俄罗斯语言中的“性”、“数”、“格”等说明粘着语的主要特点,反观汉语在“形式逻辑”、“形态优势”、“间接投射”等的形式限定的弱化.第五章“文字”,引用了库玛斯(S.F.Coul-mas)的《文字学》、索绪尔(F.d.Saussure)的《符号学》,以及笛卡儿、基歇尔(A.Kircher)、威尔金斯(J.Wilkim)、莱布尼兹等人的著作.第六章“训诂”中的“理解的迷失”,借鉴阿佩尔(K.O.Apel)的命题,比较戴震与维特根斯坦诠释学的“理解”问题；在“反省的路途”,引用西方的诠释学研读《圣经》,说明《圣经》并非属于古代、只具有历史意义,它对现代人起着具体且真实的作用.他说：“古代的经典,从来不只存在于古代,它会对现今世界起着具体的作用.”作者在认真梳理、审视和思考中外文化学术,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无疑对国学研究界具有紧迫性的重要意义.龚著以中西文化的历史经验来阐释国学,不为尊者贤者讳,只为实事求是.
作者以儒、道、佛的命题,以不同学科、学派、学人之国学作为阐释之对象,对国学进行整体关照,判断精确,析理严密,详略有度,富于启发性.
三、中立的学理阐释
在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作者在国学阐释上鲜明地提出两个理念：一是通晓国学重点在通,要通达博雅,在知识和心态上贯通地去掌握事理；二是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理化,“宏阐整体国学之纲维与精神”.这两个理念体现了一种学理精神,是作者治学、道德的表征.正如他自己所说：“国学是我的缘,也是我的业；是我的力,一切力量的来源；也是我的愿,愿昌明其学于天下.”
龚鹏程对国学的认知逻辑是求实、求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龚著受国学治学风格和清代朴学家的影响,特别注重考据、史料的挖掘和审慎的考证.对国学研究中的一些悬疑问题,也能从考证和史实出发,作出新的解释.如在第十一章“儒”的“儒学的分化”一节中,对《论语》的争论,他认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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