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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演出了《诗》学史上最具灵性的一幕,也绘出了文学史上神采飞扬的一页.可以说,对于《诗》作为文学的妙趣与灵动、含蓄与婉曲、多喻性与延伸性的研究和琢磨,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与之相比了《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诗”而升为“经”,并肩负起传承礼乐文化的使命,广泛地渗透于儒学理论架构的时代,即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创者是孔子.孔子所做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对《诗》的重新编订.孔子编《诗》的时代,赋诗言志之风已经消退,诗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已基本丧失.而他之所以要编定《诗》,主要出于“文化复兴”与“文化传承”的目的.他面对曾经出现过的“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以及华夏集团内部“礼崩乐坏”、相互倾轧的局面,深深担忧着经过了几千年历史锤炼的文化传统会因之断绝,因而致力于经典文化体系与文化学统的创建,编定了以《诗》为首的经典体系,使之运载传统文化精神,永传不衰.因而从孔子重新编定《诗》的那一刻起,《诗》作为经的意义也就产生了.如果说,春秋《诗》学重在对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与比附性的把握和应用,以及其对礼的可诠释性的领悟,那么孔子《诗》学的重大意义,则在于对《诗》的社会功能的全面开发,并将《诗》的意义引向了人伦道德方面.在“思无邪”理念的引导下,他一方面是要在诗的情感熏陶中,变化气质,培养君子人格,奠定人生理想实现的基础,一方面则要从诗中获得言语、为人、从政、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博闻多识等生存本领与知识,全面提升每个个体的文化品位和人格层次,实现人生的完满性结局.这无疑是《诗》由“诗”而升为“经”迈出的重要一步.
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因“三百篇”为孔圣亲裁,自然奉之为经.《庄子》中提到儒家“六经”,《荀子》言及“诵经”,这应当是战国儒家的观念.即便是《诗》当时未被有“经”之名,从孔子对她的意义界定中也可以看出,她实在是已具有了经的地位.在《诗》升为经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诗学诠释倾向,一种是以《诗》为理论根据与文化、思想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以子思为代表的道德派,追求君子人格,把《诗》认作修养心性、完善人格的精神法典.以公孙尼子为代表的诗乐派,则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倡导诗教,把全副精神投入到了对诗乐道德意义的关注上.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派,则把《诗》认作了王道政治的原态呈现,并且发明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解读理论.以荀子为代表的制度派,提出了“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理论,将孔子创立的经典体系纳入到人生程序之中,并使之绝对权威化.在“诵经”程序化的运作中,以《诗》证礼,推进着礼的制度化进程.另一种倾向是建构诗学理论,确定《诗》的经典意义.《毛诗》大、小《序》的出现,则代表了这一倾向.《诗序》一方面把握着《诗》作为文学的艺术气质,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诗歌的发生作了认识.另一方面则从价值论出发,强调了《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并确立了以美刺为核心的诗歌评价体系,大大推进了《诗》经典化、历史化、政治化的进程.新近发现的产生于战国前期的《孔子诗论》,在诗的本质认识上,在诗与社会、政治及历史的联系上,都体现着《诗》作为经典出现的价值意义.但这个时代的《诗经》研究,基本上还是客观的认识、分析文本,根据历史传说资料以及春秋用诗的文献档案解读文本,属于文献研究,经学的气味犹如淡淡的一缕轻烟,不足以遮蔽人的视野.
第三个阶段是《诗》之经学研究启动并逐渐经术化,即周秦之际至西汉宣帝前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统一王朝确立与巩固的时期,中间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因而这个时代较为复杂,其间可注意者有三,一是《诗》学诠释专著的出现,今知者有《尔雅》及《荀子》中提到的《诗传》,以及《毛诗传》.《诗经》其概貌今已揭晓,《尔雅》则保存完好,它重在从语言的角度,训解《诗》《书》.故郭璞《尔雅注序》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毛诗传》其形成亦在秦时,在汉代的传播则略有增益,可称是“战国遗孤,汉家螟蛉”.这些诠释著作不仅出现了“训”、“诂”(故)、传之类的诠释名目,而且还创造性地将“兴”由春秋时代的用诗方式转换为一种解经方式.《毛传》每以“兴”字标注,《淮南子泰族训》亦言:“《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论衡商虫》:“《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伤善,青蝇污白,同一祸败,《诗》以为兴.”《潜夫论务本》:“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看来以“兴”解诗,是当时人的共识.而“兴”其实是诗的“古典知识”向“经典意义”转换的机制.诗歌中平凡无奇的鸟兽草木,可用“兴”的解读方式,生发出深刻的人伦道德方面的意义来.“诗”作为“经”的意味便由中汩汩而出.这可以说是《诗经》由文献研究转变为经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是为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而进行的新的《诗》学诠释体系的构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导致经典残缺.汉初儒者一方面是要做经典复原工作,一方面还必须有一套适合于时代的解释系统,以建立其与时代之间的联系,确立经典的权威地位.而解经体系的建构既然以适应现实为目的,就不能不服从于现实政治及伦理道德的需求.但《诗经》是先王旧物,自然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隔阂.要使其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就必然存在着重新诠释甚至改造的问题.而早期文字的通假现象,为《诗经》的重新解读与改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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