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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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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接受印度古代文学有两次高潮,第一次自汉末至宋代；第二次始于现代.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众多僧俗学者,用一两千年的时间,翻译、注释、研究了汗牛充栋的佛经,其中包涵丰富的印度古代文学.经过中国人消化、吸收,丰富、壮大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对印度古代文学进行辨析、比较,是应有之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较文学有一个很早的源头和很长的过程是在亚洲,在中国、印度和许多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关 键 词：印度古代文学；中国接受；比较文学；中印源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2－0088－9
印度文学的中国接受史,在世界文学交流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所以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般认为,中国接受印度文学始于东汉的佛经汉译,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对印度文学的接受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既包括以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现代文学,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学.我们对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吸收、运用,合称为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研究现代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不但可以彰显汉末至宋代的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第一次接受,而且,随着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再接受研究的深入,对于我们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一、印度古代文学再接受的两次高潮
自197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悄无声息地陆续出版了一批有着非凡学术史意义的书籍.囿于信息局限,据不完全统计有：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佛教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王国良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六朝志怪小说研究》,周次吉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禅思与诗性》,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佛教文学精编》,陈允吉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坛佛影》,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陈允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吴海勇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侯传文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
《梵典与华章》,郁龙余等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王立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俞晓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王向远等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陈允吉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以上是此类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说明,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古代佛经翻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印文学关系,有着巨大兴趣,而且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1970年代开始,对佛教文学的研究好似突然热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这当然和比较文学的再次进入密切相关.和整个比较文学研究在台湾地区兴起要稍早于大陆一样,以佛教文学为主要对象的中印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台湾地区也略早于大陆兴起.在台湾地区,除了上述4部著作之外,还有多部相关论著问世.其中以王国良的研究成果最受瞩目,且与大陆学者有所交流.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以及两岸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互动,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是重要因素.
但是,这些仅仅是佛经文学研究热的近因.除此之外,还存一个年代更为悠久的远因.“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梁启超先生.民国九年(1920年),梁任公撰成《翻译文学与佛典》,首先将汉译佛经与翻译文学挂起钩来.该文包括佛教输入前古代翻译文学溯源,佛典翻译界代表人物介绍,翻译原本与译场组织概说,等等.”之后,胡适首次于1928年将汉译印度佛教文学写入中国文学史,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设“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两章.以此为肇始,中国出现了一批论述佛经翻译文学的文学史,如1929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32年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5年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9年朱维之的《中国文艺史潮史略》.“总之,关注佛教文学成为民国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在众多论著中,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一文,最具学术眼光.周氏从“纯文学”、“通俗文学”、“语言史”三个方面来论佛典翻译文学,呼吁“将来编文学史的人,一定要给佛典翻译文学一个重要地位吧”这篇文章分3次发表于1947年末、1948年初的《申报文史副刊》.不久共和国成立,中国学者对佛典翻译文学的重视,依然在一系列著述中有所反映,如1954年顾随编选的《佛典翻译文学选――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196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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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段,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者,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8年季羡林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在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该文不再将佛典中的文学成分,混同于一般的中国文学,而是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出发,来审视、阐释佛典翻译文学.他的《“猫名”寓言的演变》、《(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文,也都是这一思路.在季羡林的麾下,一批研究中印文学比较、中印文学关系的专著,如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2000)、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2005)、郁龙余等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2006)、唐仁虎、魏丽明等的《中印文学专题比较研究》(2007),等等,都以影响研究的视角,来审视佛典翻译文学.由季羡林开出的这一脉,都有印度语言背景,比起胡适借力俄人钢和泰的时代,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当然,梁启超、胡适的首启之功,任何时候都不可抹煞.
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某些有深见的学者没有停止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而且有了纵深发展.如杨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说：“古人写小说,耻于或怯于贴上‘小说’标签,就像阿Q讳言头顶癞疮疤,致使古籍中以‘小说’名书者寥寥.”大家知道,小说后来成了文学主流,这是如何冲破的呢杨义认为：“民间口传小说由单线演进到多线分支,其间隐隐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外来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就是佛教文化,它所派生的俗讲或变文.”“在这场中外文化撞击中,民间口传小说以其自身的活性,大量吸收佛教文化的幻想和文体智慧,实现了中国小说体制的深刻变革,并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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