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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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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美学界也对佛教文化和佛典翻译文学十分重视,出现了一批重要论著,如王海林的《佛教美学》(1992年)、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1992)、祁志祥的《佛教美学》(1997)、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印度美学思想》(2003),等等.这类论著虽不是专论佛典翻译文学,但是从审美层面上进行研究,无论对佛教文学的形态、特征、发生机制等课题,都有了新的深入开凿,而且将文学置放在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等艺术天地里,使人们对佛教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认知.吴功正说：“魏晋有佛理小说.六朝则有佛理诗.这一演进历程,昭示着佛教向文学深度渗透的趋势.对佛义解阐运用诗的形式来实行,试图使佛义文学形态化.”从人类审美文化发展史来讲,由翻译佛教文学进而到佛情小说、佛理诗,是一大跨越性进步.因为,“当人们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时,当自我理性完善后寻求精神自由时,审美便替代了宗教.”
翻译学特别是翻译史研究者,是佛典翻译文学研究的一支劲旅.其中,马祖毅几十年如一日,成果卓著,为中国佛教翻译(含佛教文学翻译)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专论周代至清代的中国译事.这是一部62万字的大著,用主要篇幅研究佛经翻译,对佛经文学的论述,居于重要的地位.其他学者如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一书,有专章对“中国古代翻译事业”、“佛经翻译的文体”、“佛教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影响”、“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理论对中古文论的贡献”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朱志瑜、朱晓农的《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王铁钧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所论全属佛经汉译范围,但均有新视角、新发现.
最早系统研究翻译史的著作,是阿英写于1938年的《翻译史话》.此书并未完稿,只写了第一至四回,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中国现代翻译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翻译文学史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1957级全体同学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作为教材印行于1960年1月.此书第一章为“佛经的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虽然从结构体量上讲,有些太过“头轻脚重”,然而它是我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到1989年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问世.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在《五四时期卷》第一章“绪论”中,开头说：“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盂兰盆经》、《华严经》等堪称佛教文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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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在中国接受的另一条正法大道是大学开设的印度文学课程.在中国,最早开设印度文学课程的高校是清华大学.1925年陈寅恪首先在清华大学开了“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两门课.北京大学在1928年邀请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一个学期.后因陈身体不适,没有继续开设.直到共和国成立,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开设的梵语文学、印地语文学等,成了北京大学的传统特色课程.
上述的近因和远因,其实都是中国学者重视佛教翻译文学的外因.那么,其内因是什么呢
人类具有追求事物本质的天性.为此,人类大力追根溯源,大力辨异比较.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特别是文学世界的一种天生的方法与途径.对佛教翻译文学的认识,仅用文学史、阅读学、美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只有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才能洞察佛教翻译文学的
翻译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
由此可知,19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大力关注佛教翻译文学研究,不但具有强大的外因,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因,即人类追求事物本质的天性.它是内因和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
二、印度文学再接受的学术史意义
192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的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热,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研究论著,是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研究、再接受,在中国学术史和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一)追根溯源,梳理中印文学关系
在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热中,最早引起中国学者兴趣并取得巨大成绩的领域,是梳理中印文学关系.这种梳理,往往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小结合.由于它和中国学术强项考据学紧密相关,中印文学关系梳理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一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的重视,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和《(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季羡林的《“猫名”寓言的演变》和《印度文学在中国》等名篇.在中印文学的宏观关系上,梁启超的“五大影响说”和胡适的“三大影响说”①,最为学界认可.1987年,中国出版了第一套大型《比较文学丛书》,主持人乐黛云先生决定编中印卷,并定书名为《中印文化关系源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印文学关系研究大有可为.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绩来看,中印文学关系领域成果丰硕.如果说,1920年代梁启超、胡适等学者掀起了中印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那么1970年代以来兴于台湾、盛于大陆的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热,是中印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其代表人物是有“南陈北孙”之称的陈允吉和孙昌武.
孙昌武的主要成果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一是概论古代中印文学关系,一是专论中印文学交流产生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形象――维摩与观音.昌武先生思路宏阔,见地透彻,卓卓然已成当代名著.陈允吉主要成果为其主编的《佛教文学精编》、《佛经文学粹编》和专著《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允吉先生学思严谨,行文简丽,所编《佛教文学精编》、《佛经文学粹编》,为同类著作中的精粹,所著《十论》、《论稿》,更是触类旁通、胜义迭出,为传世之作.高徒吴海勇著《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一承师风,为允吉先生作品之作品.以“南陈北孙”为代表的第二次中印文学关系研究高潮,目前不但没有收笔之象,而且有向纵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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