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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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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势.从已有成果看,它已经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第一、二次之后,必有第三次、第四次,逐步将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研究、再接受引向深入.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也极为罕见.这既是一份独有的荣光,又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它可以帮助我们认知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许多事象与问题.(二)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
近代之前,中国学者对印度的了解,既得益于佛教,又囿于佛教.对印度文学的了解也是如此.
自梁启超、胡适从1920年代肇始的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研究、再接受,不但梳理了中印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且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这是因为,在这批学者中,始终以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周一良、季羡林等“海归”派为主力.他们将印度佛教文学和印度其他文学,特别是三千年来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印度教文学进行拼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现在对印度文学版图大格局的了解,已经基本完整,但是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达罗毗荼语系的印度南方文学.不过,对印度佛教文学的研究,特别在将巴利文的《本生经故事选》、《经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汉译出版之后,可以说已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这不能不归功于陈允吉、孙昌武及黄宝生、郭良望等当代学者和翻译家.
梁启超和胡适,虽然同为现代中国印度文学再接受的肇事者,但由于学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他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梁启超代表影响研究,胡适代表关系研究,虽然二人在影响、关系研究上都有重要成果.海归派一般运用语言之长,在中印文学关系、佛教文学和印度教文学关系上下功夫、出成果.他们的功绩在拓宽中国人的印度文学版图方面,十分卓著.没有印度语言背景的,就扬长避短,走梁启超的研究路子,借重海归派拓宽的印度文学版图,着力于汉译佛教文学的深度开凿,出现了一批影响研究的重要成果.
其中,不无影响研究、关系研究并重者,如金克木、黄宝生师徒.他们在对印度文学版图开拓和对佛教文学的研究上,以译作、专著等形式,作出了特殊贡献,尤其是对印度诗学的研译,独步当代.这不但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而且赋予了佛教诗学、佛教美学研究新的空间与动力.
(三)中国文学有了世界文学的新视野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自珍自爱,缺乏横向比较,只有不同朝代之间的纵向比较,连同代文学家之间的比较也不多见.所以,中国文论家长于流派梳理,而缺乏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缺乏,主要是由外因(印度文学)的情况特殊造成的.
印度文学藏身于佛教之中,经过一千多年的译经活动慢慢来到中国；不像近现代西方文学,如洪水猛兽般地闯入中国,给国人以震撼和惊奇.其间只有极少数敏锐的人才有华梵之辨,但所辨的主要是语言和文体.一部佛经汉译史告诉我们,凡是译品精妙者,都对译学和华梵之辨有独到见解.鸠摩罗什被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他就深知中国印度语言、文体的差异,并且经常与人讨论.《高僧传》说：“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人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夫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上述这段文字,是中国译经史和中国古代比较文学史上的著名语录,在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出自世界上一位伟大翻译家之口,论述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学之间的异同,又记录在几乎和佛经同等重要的《高僧传》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质之辩、言意之论,也与佛经汉译关系密切.
比较文学,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中国古代以佛经翻译为主要渠道,成功引进印度文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学.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翻以下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起于欧美之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始于艾田朴1963年关于比较诗学的预言.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者对佛经文学的研究热,启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次接受.这次再接受,不是对自汉末至宋代的第一次接受的简单重复.它对第一次接受的成果进行全新的研究,以新的视野和方法将其作历史定位.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但已有的成果,足以支持以下观点：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基本上是华夏地域内各民族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魏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和印度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和以西方为首的外国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这种文学交流中包含诗学交流”.以上观点如能成立,可以得到这一结论：作为文化交流必要程序和环节的比较文学,并非产生于欧洲,而是产生于亚洲的中国和印度.
当德国诗人歌德那辈人接触到中国、印度等国的东方作品时,并没有来得及展开深入研读,他们的文化视野也不一定比汉唐时代驰骋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印僧俗学者开阔多少.然而,他们敏锐地感到并大胆喊出世界文学的时代要到了.这是需要人们永远铭记和感念的.但是,就像西方人发明了火柴,却并不能把火的发明权全部归于西方人一样,世界各民族发明的各种各样的取火方式,包括中国人发明的太阳能取火器――阳燧,是不可以被抹煞的.
随着对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相信以上的观点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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