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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论文范文集,与传统文学观念与外国小的近代接受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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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引进外国小说时所起的作用.梁启超等人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思想,赋予了外国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及侦探小说以开启民智、改革社会政治的重大使命,使外国小说受到了文人读者的普遍欢迎.梁启超等人对外国小说作家身份地位的渲染,也激发了近代文人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情.本文认为,林纾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对国人了解外国小说的艺术成就、并最终接受外国小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传统文学观念；外国小说；接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1-0067-8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国人主要是将外国小说作为启蒙宣传的载体、开启民智的工具、变革社会的利器来看待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成了翻译外国小说最初的推动力.可以这样说,近代外国小说翻译的兴盛与外国小说被国人的接受,是由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一手造成的.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者的共识,无须多言.问题在于,传统文学观念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对近代中国接受外国小说发挥了作用译者面对外国小说时,译什么,怎么译,传统文学观念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近代”,主要指戊戌维新前后至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
一
小说在我国一直被贬为“小道”,属于“君子不为”的范畴.因此,梁启超等人以小说来作为改革社会、新民救国的工具,首先要改变人们对小说的偏见,提高小说的地位.因此,梁启超等人在译介外国政治小说的时候,便借助外国权威来建立小说的“正统”地位.梁启超信誓旦旦地告诉读者,外国政治小说巨大的“载道”价值：“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由于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期间形成的舆论领袖的崇高威信,他的思想主张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对外国小说几乎无知的读者对他的宣传更是信之凿凿.外国政治小说因同时具备了“政治”和“小说”两个元素,最适合译者直接“发表区区之政见”,成为翻译的首选对象.除此之外,外国的科学小说(又称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也被引进到中国,并被当作了强国保种的两味“神药”.
在今天看来,上述几类外国小说大多缺乏形象化和抒情化的文学特色,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然而,当时的国人对外国小说的关注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的追求,文本的政治社会功能被摆在了首位,小说的优劣是以政治社会功效为标准来评定的,读者对外国小说实际上进行的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性的阅读与接受.
不仅如此,那些被近代译者认为开启民智功效颇著的各类外国小说,如军事小说、探险小说等,其中所蕴涵的社会功用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甚至是过分的发掘.如军事小说是“专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其取材皆出于译本”,冒险小说是“以激厉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即使是那些政治社会功效不大的外国小说,也被译者“因文见道”地发掘出它们潜在的社会政治价值来,并利用给译文作序跋的方式导引读者去加以领会.当时的小说理论家相信,有什么样的外国小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与效果.孙宝在《忘山庐日记》中的说法具有很好的概括性：“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由此推之,演义侠小说,足以生人之奋往心；演言情小说,足以生人之羡慕心；演探险小说,足以生人之冒险心；演民族小说,足以生人之种族心；即演一切之政治、宗教等等小说,亦足以生人一切政治、宗教心.”近代译者在为其所译小说所作的序跋中,总是念念不忘引导读者去发现、关注小说中的政治社会意义.有些译者觉得外国“大政论家”在小说中发表的议论,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他们就干脆在译文中加入自己的见解,新造出原作中并没有的人物来发表译者的“区区政见”.这类“政治化改写”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毫无疑问地超越了原作文本的范围.但读者对此并没有表示异议,相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予以接受.
在梁启超等人大力宣传并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外国小说的翻译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整个社会对外国小说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外国小说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比起国人创作的小说来,数量有了明显优势.林纾说：“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特鲜.”“迩日竞尚小说矣,竞尚译本小说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近代短暂而兴盛的翻译外国小说的背后,实际上是那些期望社会变革的译者与读者的共识――借助外国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来达到改良政治与变革社会之目的.
我们注意到,近代国人对外国小说的提倡与接受,实际上又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批判与否定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刻意制造了三个对比：中国传统小说的著者多为市井俗民,外国小说的著者皆为硕儒通人；中国传统小说的内容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外国小说都是与政体、民智息息相关的政治议论；中国传统小说是“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外国小说则对国家政界日进极有裨益.梁启超在这里抨击古代小说,并与之划开界限,用意是将我国古代小说的位子腾空出来,引进外国小说：“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也就是说,外国小说更适合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急切需要,更能有效地为现实服务.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不仅对传统小说的评价有失公允,而且也说明梁启超等人对外国小说的鼓吹,更多的是出于功利主义的政治理性的考虑,显示出他们内心所坚持的,仍然主要是儒家的传统文学观念.而在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遮蔽下,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与侦探小说被当作了“外国小说全体之关键”,受到了国人普遍的认可,甚至连外国二三流的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因所谓的政治社会价值而受到了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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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文人对外国文化一直都存有很深的偏见.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国落后挨打、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先进的时候,他们对其文化依然不屑一顾.自与西方通商以来,从事翻译者颇受鄙视,“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这种观念在当时文人中是很普遍的.尊贵如出使欧洲的外交使臣郭嵩焘,尚且被当时的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遑论与“蟹行文字”打交道的一般翻译者了.
但是,梁启超等人将外国小说家的身份都渲染为“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却极大地提高了近代外国小说翻译者的身份与地位,这对于当时译者接受、翻译外国小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梁启超在介绍日本政治小说家柴东海、末广铁肠、矢野龙溪等人的时候,都刻意地给他们标注了“皆一时之大政论家”的头衔,他还特地注出矢野龙溪“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在梁启超的宣传与引导下,近代文人也纷纷接过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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