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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阶段,不仅仅高校目前仍然是受到社会上种种功利风气影响最小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还保留着传统的人文力量和学术信念.虽然它不是社会的真空,同样受到拜金主义的腐蚀和影响,但毕竟它还是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做弥撒的地方.刚刚跨入高校的青年人,饱受了中学里应试教育造成的心灵之戕害,高校向他提供了唯一治疗创伤的环境,他们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各种理想都受到正面的鼓励,并且有本科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他们有充分理由在下一步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完成一个学者的全部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研究生教育恰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一的领域,而是以跨学科的形式进入别的学科的专业领域,因此它在短暂的学习时间内是不能展现自己优势的,它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学习精神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中去,综合地吸收各学科的长处和特点.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以后,才能够逐步显示比较视野的优势,终为学术领域的伟大学者和专家.这就是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严格地说,比较文学教育没有明确的专业限制,也没有特别的专业范围,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具体的职业技能,不是培养中文系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甚至也不是培养某一专业的专家;它只是培养一种资格和能力,让获得这种资格和能力的学习者胜任各种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德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洪堡在建造柏林大学的时候,曾指出过“大学兼有的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而他所强调的“科学”,不是一般的历史与自然科学,而是“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哲学.洪堡把哲学定位于当时的大学精神的核心概念,由此建立起德国大学精神生活的传统.而今天的中国,在教育的环境和后现代的文化风气下,哲学作为统领一切学科的“纯科学”已经不可能再现威力,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人文学科中寻找一种可以实现某种功能――能够以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学习、穿透、综合其他各个学科的知识为研究目的的学科,来取代18世纪德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哲学的“纯科学”地位,它只能是比较文学学科.因为“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已经设立了跨越语言、艺术、民族、国别、学科等无所不包的前提,而广义的“文学”也包括了传统人文学科以及政治、社会、法律、宗教、文化、心理等社会科学,这决定了比较文学有条件包容一切人文学科,掌握各种语言和学科知识,并且以培养真正的富有使命的学者为教育目标.
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比较文学与精英化教育理想之关系的立足点.我们还需要界定精英化教育的含义吗随着就业压力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各种新兴行业的兴起,社会对大学教育的需求量急速上升,为了适应学生中间越来越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以及应试教育严重破坏中学生正常思维能力的后果,大学教育不得不放低了教育水准的门槛,放弃了专业教育的传统标准,以适应社会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的人才需要.随着通识教育课程比例的增加,在一些僵化型课程必不能少的规定下,高校院系唯一能够压缩的就是专业课程.在“文革”前中文系本科专业课程达到完整的四年制教育(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还一度建立五年制教育),那么,现在的中文系本科的实际教学课程不到三年(因为大四年级必须把学生的社会实习和寻找工作的时间计算进去),相当于以前的大学专科的教育时间.因此现在综合性大学人文学科的本科毕业生,虽然受过四年教育,却很难胜任专业领域的工作,除了一部分继续读研究生学位外,他们毕业后只能在社会上承担一般的非专业的职业工作.我把现在大学本科的这种培养人才的基本状况,称为社会化教育,或谓非精英化教育.它不是以培养人文学科的专业人才、未来的专家学者以及真正的学术领域的精英大师为目标的,它的功能只是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求业者.
为了弥补本科专业教育课程量的不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加强了研究生教学,尤其是硕士生教育阶段,由二级学科为单位招收研究生以及施行教育,集中起来开设研究生基础课程,都是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但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人文学科研究生学位点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生人数的不断扩大,社会供求比例达到了饱和状态,除个别专业(如对外汉语教育等新兴行业)以外,大多数研究生就业都成为社会问题,更不用说专业对口的就业机会.这就造成大量研究生不能够树立起坚实的专业信心,也没有为自己设计一种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理想.大量的人文学科研究生仍然处于茫然之中.问题首先是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人文学科的专业岗位,其次是学生的专业信心不足,再加上教学师资的水平问题等等,形成了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上的恶性循环.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基本上也是在社会化职业化教育道路上滑行.
这样的话,未来的专家们――我指的是人文学科的专家们,还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超越前人,攀登新的人文高度我们的人文学科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一般舆论中常常喟叹的“大师难寻”、“今不如昔”的客观原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培养大师的教育机制和教育理想,“大师”是不可能出现的.“文革”前政治挂帅的大学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文革”中教育革命的体制更加培养不出大师,“文革”后经济挂帅、量化管理、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同样培养不出大师.人文学科的“大师”,首先是一种知识的能量,被称为“大师”的人必须拥有常人不能掌握的多种人文学科技能与学识;其次是一个学术高度,他的学术贡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不但深刻影响了当代精神生活,对后世仍然产生重要影响.其三是一种人格的榜样,他必须为人师表,勤于教学,培养出完整的学术梯队,形成独特的思想流派和学说,这是人格魅力的标志.人文学科的大师除了具有天赋,并不是凌空诞生的,而是在一种完备的学术机制和教育机制下培养出来的.没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教育理想就不可能培养真正的大师.我们今天在一个强国的梦想里,没有给未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人文科学家等以适当的位置,今天没有梦想,世界就没有未来.
我们可以把一些大学者(或为“大师”)作为例子.陈寅恪先生大部分著述是在他的晚年瞽目口述中完成的,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能量的真正显现是在“文革”中成就的《管锥编》,那也是他的生命历程将近老年的时候.季羡林先生关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也是在他的晚年完成的.陈、钱、季等前辈学者的成就之所以不可替代,不可超越,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把别人忙于著书立说的时间都用在了自身修养上,也就是在不断学习中完成了他们作为学者的不可替代性.综合起来,他们都拥有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和学术能力;二,都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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