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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意义,因为以民族或语言界限来划分文学一直是成问题的,但这种划分对文化研究来说却很合理.也许,德语文学系转向德国文化研究,法语文学系转向法国文化研究,国家的名字代表该研究领域,在学理上更具关联性.一旦民族文学系转向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的独特作用就会彰显出来.如果比较文学很大程度上使得文学研究扩大为文化研究,那么它确实不必坚持将文化研究领域据为已有.将文学的研究视为一种跨民族现象,比较文学作为这种最广阔范围里的文学研究场所,也许它就能为自己找到新的身份.其他研究领域的后撤,有可能最终彰显比较文学独特而有价值的身份.比较文学作为总体意义上文学研究的场所,将成为诗学的家园.这并不是说,应该劝阻比较文学系的教师做文学研究时不要与其他文化实践联系起来,或者不要去申请与文学关系不大的项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像通常那样,比较文学学者总是参与推进人文学科领域最令人感兴趣的方法和理论.既然文学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一种历史建构,那么,联系其他话语来研究文学,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与人文学科其他院系不同的是,比较文学应该将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用尽可能多样的方法去研究文学.
我认为,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的嬗变,产生了不同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作为跨民族现象的文学研究场所,应该接受这种可能性.我的以上观点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至于比较文学应是什么的问题,与先前一样,依然是争论的焦点,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同意比较文学的本质是人文学科多样化选择的争斗场所一它不仅是一门存在危机的学科,而且其本质就是危机策源地.不过,让人震惊的是,1994年以来,文学遭到围困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已减弱了.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问题是1993年报告的中心议题,而在2004年报告中,文学的地位似乎不再是饱受争议的问题了.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倡议者们取得了胜利,已经不必再提这个问题了.既然这样,你可能期望“文学”研究派会抱怨文学被排挤出了比较文学,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苏渊熙言及作为“文学之比较”(parisonswithliterature)的比较文学时,其前提是以文学为中心的,也就是说,虽然比较文学参与文本的多样化阅读,但它是“文学地阅读”.
也许有人会说,与文学无关的比较文学项目,其合法性已得到确立,文学的中心地位问题也不像先前那样备受争议――只要像钟摆一样,还会摆回来就行.2004年报告得出了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现在人文学科对美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而“美学”曾一度是个让人讨厌的字眼.比较文学领域的求职范围广泛,吸引了很多从事后殖民研究的博士候选人来求职,我调查后感到很震惊:有些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博士论文,根本无需涉及文学,里面也有几章论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小说家(Anglophonenovelists)――论证这些作家(如拉什迪、阿契贝、沃尔科特、库切,等等)的新一代超经典已然形成.文学在今天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很牢固,即使文学作品经常是被症候式解读.
事实上,如果说2004年报告中观点迥异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议题的话,这个议题不是关于应由文学研究还是应由文化研究占主导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应该如何处理“世界文学”的问题.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术语,是因为这不是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世界上所有文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比较文学系建构“世界文学”的危险.这在世界文学课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具体了(我猜想其他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会大不相同).
世界文学问题更突显了可比性问题.在这种新的全球化空间,将各种文本归置在一起,其理由何在世界文学课程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经典归置在一起,似乎是以优秀概念作为可比性的前提.优秀概念,至少让我想起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TheUniversityinRuins)中对“一流大学”(UniversityofExcellence)模式作的精彩分析.康德为我们提供了按唯一的管理理念――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大学模式.洪堡以及德国的理想主义者们用文化概念置换了理性概念,将大学的重点放在双重任务上:研究与教学、民族自我认识的产生与灌输.而现在,以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个体、有民族文化涵养的公民为己任的文化大学模式(theUniversityofCulture),在西方已衰落了.现如今,雷丁斯写道:
我们每个人绝不会真的把自己想像成大学故事里的主角,成为整个大机器日夜不停生产出的有文化修养的楷模.等过去关于大学的宏大叙事,都是集中在对某个人文和理性的主题的阐发,此类宏大叙事在今天是难得一见了.
同样,我们过去还曾设想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是培养出文化修养博大精深的人才――像库齐乌斯或奥尔巴赫那样精通欧洲各国文学的人,而现在,这个学科范围太大,研究方法又多种多样,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我们所能想像的最优秀比较文学家,就是兴趣广泛、知识面广而成就卓著,在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独擅胜场.因此,文化大学模式让位给了‘一流大学”模式.
我对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作为“一流大学”比较标准的“一流”(excellence)之间的联系,甚感兴趣.雷丁斯指出,“一流”这个词的关键问题,是它没有内涵(无需对一流的内涵取得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点像是现金交易.正因为“一流”没有内涵,所以可用来解说可比性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正如雷丁斯所阐述的,“正是由于缺乏参照,所以‘一流’可以作为迥然相异习语的可译性原则.”一流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几乎没有共同性的各种事物,比如结构或功能,输入或输出,等等.然而,这只是其官僚主义用途的一个方面.它还可以用来回避对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究竟该如何做进行实质性论证.每个人的任务就是追求一流,尽管对何为一流没有界说.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以一流标准建立起来的可比性之间有何联系以一流标准建立起来的可比性,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1)它好像有内涵,但实际上却没有;(2)它给予群体相当的自由(只要你做得出色,并不在乎你做什么).这种自由对官僚主义办事效率来说极为重要;但是,(3)说到底,它是种机制,目的是减少或避免以这种标准衡量不成功的行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怎样与之进行比较呢
意义的互文性质,即意义存在于文本或话语之间的差异的事实,使得文学研究在本质和前提上具有比较性质.但这也产生了一个情况,即可比性取决于某个文化系统、某个支持比较的场域.一个文本的意义,取决于它与同一文化空间中其他文本的关系,比如说西欧文化空间――这也就是比较文学关注的重点为什么总是集中于西方和欧洲的部分原因.一个人对话语理解得越深,他将西方与非西方文本进行比较就越难,因为文本意义和特性都取决于其在某个话语系统中的地位.话语系统不同,文本可比性的推断如果不是显得虚妄,就至少是误导.当下大部分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主要是运用后殖民理论研究某个共同后殖民语境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此共同语境中,可比性得以生成.
那么,哪种可比性能够引导比较文学从一门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转向更富全球性的学科这是个难题.一方面,正如纳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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