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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语境不是用来说明文本的所有外部因素,相反,文本倒被用来服务于阐释语境,确认理论,做的是演绎而不是归纳［11］.托马斯罗森梅耶（ThomasG.Rosenmeyer）也指出：“如今年轻一代的比较学者喜欢将文本哲学化和抽象化,或者将文本作为预设理论的论证材料,不再时兴自由而透彻的文本研究了.等比较文学成了边缘探索的实验场.”［18:62］

美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学研究界厌弃新批评方法,而由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适逢文化研究的兴起,因缘际会,出现了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热.正如J．希里斯米勒所指出的：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0:121-122］.

同属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比较文学,自然不会置之度外.不仅如此,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点,使它充当了人文学科领域探索先锋的角色,“比较文学系善于人弃我取.等那些繁琐复杂、遭人嫌弃、陈旧过时、华而不实的研究方法,别的机制完善的学科无意问津、陈旧老套的东西,以及边缘、冷门、新生的事物,比较文学都热情有加.”［19:34］因此,它对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不仅不会置之不理,反而趋之若鹜.二,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关注文化议题.1985年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以来的历次会议主题,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

（注：其后历次大会的主题分别为：第12届（德国慕尼黑,1988）：文学的时间与空间；第13届（日本东京,1991）：欲望与幻想；第14届（加拿大阿尔伯特,1994）：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第15届（荷兰莱顿,1997）：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第16届（南非普列陀利亚,2000）：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第17届（中国香港,2004）：身处边缘：文学与文化中的边缘、前沿与首创；第18届（巴西里约热内卢,2007）：超越二元对立：比较文学的断裂与位移.而2010年将在韩国大邱大学召开的第19届大会,主题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ExpandingtheFrontiersofComparativeLiterature）.所拟5个议题分别为：1.比较文学全球化：新的理论与实践（MakingComparativeLiteratureGlobal:NewTheoriesandPractices）；2.超文本时代文学的定位（LocatingLiteratureintheHypertextualAge）；3.不同传统中的自然、科技与人文（Nature,Technology,andHumanityinDifferentTraditions）；4.冲突和他者性写作（WritingtheConflictsandOtherness）；5.翻译差异,联结世界（TranslatingDifferences,ConnectingtheWorld）.参见l.）

美国作为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的重镇,既是这种趋势的受影响者,又是积极参与者,并继而成了对文化研究推波助澜的最卖力者.那么,理论热、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来说,是否只是妨害,而没有益处呢?倒不完全如此.文学的内部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方面,完整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这些就是新批评等文本理论力所不逮的.当代理论帮助我们从隐到显地揭示过去所忽视的或者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东西.“经由了那些当代的理论,我们有了新的视角,然后把它发掘出来.”“当代理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文学作品本身是复杂的,其中包括了很多中介、机制、脉络、关系等等.”当代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分析这些中介的因素或者说是机制的力量”［21:82-83］.当代理论也帮助比较文学深化了其研究方法.比如,新历史主义致力于“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范型”.［22:39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伯恩海默报告中提出的扩大文学研究语境的观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系.

当代理论,如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不仅更新了文学批评观念,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促使欧美比较文学界增强了“国际性视角”的意识,开始将研究的关注点由欧洲转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开掘了一些真正具有比较文学国际性视野的新课题.比如近年来由比较文学界发起而扩散到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对世界文学和经典的热议.“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领域里的老题目,似乎也最难挖掘出新意.但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观照下,比较学者获得了新的研究思路,从而对世界文学这个“经典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大卫达姆罗什（DavidDamroch）将经典分为超级经典（hypercanon）、反叛经典(countercanon)和影子经典(shadowcanon)［23:43-53］.其中“反叛经典”概念的提出,即是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中“世界文学经典”谱系的解构.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并不是衡定文本的标准,而是文学流通和阅读的一种模式,通过翻译得以流传.“流通方式”构建了不同的世界文学概念,“有多少种民族和本土的视角,就有多少种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s).世界文学不是比较文学的敌手,而是其研究对象,甚或研究项目.”［19:11］该观点为比较文学拓展了一个既具“文学性”又富有学术活力的研究新空间.

伯恩海默报告之所以能够提出摒弃欧洲中心主义,也归功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而斯皮瓦克也正是基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指出传统的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或者说这种比较文学未生已死、胎死腹中.因为在她的比较文学理念中,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还没有到来.现在这门学科的出路,在于承认自己只是将来才能明确的学科雏型（toacknowledgeadefinitivefutureanteriority）,承认其“将成”性（a“toe”－ness）和“将发生”性（a“willhavehappened”quality）［24:6］.斯皮瓦克的《一个学科之死》,并不是真的宣告比较文学之“死”,而是以夸张的方式,为其“新型比较文学”（anewComparativeLiterature）理念张目,即解构欧美中心主义,建立没有霸权和权力话语关系的“星球化”（plaarity）思维模式,走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道路［24: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