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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化境’一起,视为翻译的标准.这在理论逻辑上是不可行的.‘神似’、‘化境’不是文学翻译的标准,而是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与‘信达雅’有着不同的理论价值.”[2：199]我非常同意这段话.把“信达雅”与“神似”、“化境”混在一起,视作文学翻译的标准,是国内翻译界相当普遍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向远的这一区分,对于深化国内译界对翻译标准的探讨具有很积极的意义.此外,第十章第三节关于翻译文学史的六个要素的阐述,也是很有个人见地的.作者提出翻译文学史有六个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同时指出翻译文学史应解决和回答这样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译第二,译的是什么第三,译得怎么样第四,译本有何反响我们国家从最初提出和采用“翻译文学”这个术语,到在相关的文学史中列入“翻译文学”的专章,再到近年来从学术层面上展开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以及最终推出一部关于翻译文学的专著――《翻译文学导论》,其间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的道路.尽管如此,环顾世界各国的翻译研究,如果说在翻译的纯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论著比我们丰富的话,那么在翻译文学研究方面我们是绝对领先于国外同行的.迄今为止,国外这方面的论著只能推埃文―佐哈尔的那篇论文《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里的地位》,其余就乏善可陈了.而在我们国家,不仅有较多关于翻译文学的论文、各种类型的翻译文学史,更有像向远教授撰写的《翻译文学导论》这样全面论述翻译文学性质、特征、标准、功用、方法论等内容的专著,这足以令我们感到自豪.我相信,以这部《翻译文学导论》为起点,我们国家在翻译文学的研究方面还将会有新的成就.
如果说《翻译文学导论》是以思辨性、理论探索性见长的话,那么收入本卷的另一本专著《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以下简称《论争》)就是以资料的丰富翔实,以及对各家观点的恰当归纳、整理为主要特点了.《论争》围绕20世纪我国翻译界的九大论争话题,清晰展示了我国翻译界翻译思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作者以“论争”为切入口,所抓住的9个论争话题抓得很准.这几个话题,如“信达雅”、“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可译与不可译”,以及“翻译文学的国别之争”、“科学与艺术之争”、“翻译学之争”等,可谓是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上的关 键 词,抓住了这九组关 键 词,那么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也就基本把握住了.其实按理说,这本书应该由译学界的人士来做才是,但是很可惜,我国译学界竟然没有人从事这一工作.对此,我觉得我们译学界的人士既应该表示感激,同时也应该感到惭愧.(我本人也算是国内译学界的一员,希望我的这番话没有让国内译学界其他人士感到不快.)
当然,话说回来,由中文出身的专家学者做这一工作也有它的好处.总体而言,他们比外文出身的专家学者在对资料的梳理、驾驭上能力更强些,再加上他们比较超脱,论述也会比较客观.
譬如,对于“信达雅”之争,作者是从“‘信达雅’的来源”之争、“信达雅内涵的诠释”之争、“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之争等三个方面展开其论述的,非常清晰,论述也非常透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总结国内译界对“信达雅”的论争时,包括在该书的其他几章对其余8个论争话题进行总结时,尽管也透露出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并不试图把作者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索空间.如关于“信达雅”,他们指出：“总之,关于严复的‘信达雅’问题的论争,是20世纪中国翻译学及翻译文学学术争鸣与理论建构中的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学术论争中的焦点之一.不管论者对‘信达雅’赞同与否,通过这些论争、探讨和研究,客观上都使‘信达雅’得到了新的理解、新的阐释、新的补充发挥,使‘信达雅’说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这对中国译学的健康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有益的.”[3：296]这样的论述立场,很值得称道.
又如作者对“‘异化’与‘归化’之争”的总结.在第三章一开始他就指出：“翻译中的所谓‘异化’与‘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3：315]这里作者没有把“归化”、“异化”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的方法问题,而是提出了“文化立场”的说法,这是击中“异化”与“归化”之争的要害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该章对“归化”和“异化”在近现代,包括在80年代以后,为何会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的梳理就显得顺理成章、一目了然了：这与译者的文化立场有关,同时又与原语文化的强弱势有关.一般而言,当原语文化处于强势、而目的语文化处于弱势时,译者通常会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并比较重视翻译的充分性问题,反之则就会采用归化的手法,并对翻译的充分性不很重视,甚至会有较多的对原文的随意删改.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上世纪五四以后以及80年代以后,我国翻译界会盛行异化的翻译,而清末民初林纾、严复却采用典型的归化翻译.尽管林纾严复时代我国的文化同样处于弱势,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枪炮我不如人,词章人不如我”,这也正如作者所言,“仍保持着汉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3：315],所以“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3：316].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翻译界有学者撰文称,从现在起异化翻译应该成为主流.我觉得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简单,我更同意本书作者所说的,即“归化”、“异化”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因素.简单地断言、倡言“归化”或“异化”并不能解决问题.至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韦努蒂从后殖民文化理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归化”翻译的实质是英美等前殖民地宗主国强势文化对前殖民地国家弱势文化的“掩盖”、“吞没”,那是针对英美等国家的翻译而言的,我觉得并不能完全照搬、照套到我国的翻译现实上来.
再如在本书第七章《“科学”论与“艺术”论之争》里,作者在概述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论和“优势竞赛”论所引发的争论时,其态度和立场也比较超脱.许渊冲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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