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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号:E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101698
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是在1920年代,也正是从那时起比较文学与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已有三代清华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发展、繁荣和走向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瞩目.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与第一代清华学者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开学之日,主任吴宓便阐述了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他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1-2]1926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成立.1927年后,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开设了“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该课程体现了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他还指导有关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研究生,研究范围包括《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2:181]1926年3月吴宓辞去国学院主任之职,改任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1928年西洋文学系改称外国文学系,吴宓曾三次代理系主任.在他的倡导下,早期的清华大学外文系以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吴先生曾师从该系教授白璧德)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为蓝本,突破了长期以来坚持讲授国别文学的局限,使之走向融通,开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先河,培养出第一批我国自己的比较文学学者.它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高校的教学由自发的、单个的讲座,逐步发展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学科和课程建设.[2:172]在吴宓看来,只有兼通中西文化,方可“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当时研究部课程按教师专长开设,“文学课分为文学专题和作家研究两类.文学专题有‘比较文学专题’、‘法国文学专题’、‘近代文学专题’、‘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近代德国戏剧’、‘文学与人生’、‘源氏物语’等.作家研究有拉丁作家、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歌德、近代作家海贝尔、沃尔夫、乔埃斯等.语言课有‘高等英文文字学’、‘英语教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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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华大学中文系同样强调“中西兼重”原则,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该领域做出过开拓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神话与诗》、《诗言志辩》等都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教学方面,中文系在高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学专家研究”、“外国文学专家研究”等课程,还开设有“当代小说比较”、“佛教翻译文学”选修课及“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等中外文学关系专题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来清华大学作文艺心理学和诗学方面的讲座.这些都为培养中西文学通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更为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后期,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甚至大胆地设想打通中外文学系科的人为疆界,为建立比较文学学科铺平道路.但后来由于战乱和闻先生本人的早逝,这一理想未能实现.
在上述办学方针的指引下,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外交家,如吴达元、杨业治、李健吾、曹葆华、田德望、万家宝(曹禺)、钱钟书、赵萝蕤、季羡林、李赋宁、盛澄华、胡鼎声(胡乔木)、谢启泰(章汉夫)、乔冠华、章文晋等.其中吴达元、钱钟书、赵萝蕤、季羡林、李赋宁等均为比较文学界之中坚.清华大学的第一代比较文学大师们和他们的学生,尤其是他们在清华大学所构建的学术环境为后来兴起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与第二代清华学者
由于第一代清华大学的大师们培养出的学生有很多曾留校任教,他们便成为本文中所说的第二代清华学者.他们也和自己的前辈一样,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重要奠基者钱钟书,1929年至1933年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携夫人杨绛留学英、法两国,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外文系教授,建国后又一度回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出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并入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又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组研究员.1981年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钱钟书被聘请为学会顾问.由此可见,他的毕生经历都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息息相关,虽然他本人并不以“比较文学家”的身份自居,并且明确宣称他的研究方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而是中西文学间的“打通”.[5:124]1935年至1937年完成于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y)堪称中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旁征博引,从传播媒介、文化误读和视角趣味的演变等方面,第一次对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作了翔实系统的论述.[6]标志着钱钟书对中国比较文学在80年代的复兴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文献,是1979年出版的四卷本《管锥编》.该书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方面的种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包括心理学、系统学、风格学、文化人类学、普通语义学、观念诗学等在内的全部文艺领域,在比较中寻找古今中外共通的“文心”与“诗心”,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挖掘发人深思、启人心智的文思与哲理.
季羡林于1930年至1934年间在清华大学学习西方文学,1935年至1945年游学德国.1946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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