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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本,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思想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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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同,佛克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特色体现了总体文学的风格和精神.同时,由于他的研究总是跨越国别／民族和语言界限的,因而又充满了比较的特征.但他的著述开始的切入点总是提出问题,最后的归宿也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反思之后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建构.这种研究特色始终贯穿于他的这本文集中的各篇文章.尽管该集所收论文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但仍体现了作者所受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学术训练：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正如作者在“序”中所不无遗憾地表达的,“我曾作为一位汉学家受过训练,因此早期的部分研究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然,那些文章不得不在本集中略去,但是读者可以注意到,本集所收论文在参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献时有时也参照中国的材料.”(vii)（注：本文这部分中的注释除标明出处外,凡引自《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一书的文字均用括号标明页码.）因此,这本书仍有着一定的体系性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性.
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从不屑进行那些表面的比附式研究,他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比附式“研究”才使得比较文学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他总是以提出问题为讨论的对象和核心.早在1980年代后期,他就针对中国学界所热衷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长短的争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无需讨论什么学派问题,而是要讨论理论问题,探讨各民族文学的一些审美共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一些国别／民族文学文本仅作为理论探讨的材料,正是在对这些广为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可以说,这本文集中的各篇论文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著述特色.
虽然从上述论文的标题不难看出这本文集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但我们仍可以梳理出作者的一些主要观点.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2)世界文学的新的含义；(3)文学史的写作和经典的建构与重构；(4)比较文学与新的范式；(5)关于文学研究的代码问题；(6)文学成规与经验研究.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较早,并且在各种场合均提出自己的前瞻性见解.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这些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仍没有成为“明日黄花”.这里仅将上述前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一)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作为欧洲比较文学学者中最早关注文学经典问题的学者之一,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1：200］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比较研究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1)这种开放的眼界和广阔的胸襟决定了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尤其关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发展.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ComparativeHistoryofLiteratureinEuropean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Postmodernism：TheoryandLiteraryPractice,1997)的编写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多卷本(世界)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2］这不能不说是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学史编写方面的一个突破,同样,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和经典的重构也不无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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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经过佛克马等人的努力以及国际学术界的一系列理论争鸣,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今天的语境下,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一系列著述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二)关于世界文学的新的含义.由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总体文学的视野,因而他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他从考察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启发,因为歌德在谈话中多次参照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在歌德看来,“诗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这一点在所有的地方、而且在所有的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等民族文学现在不行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等”歌德对全人类的共性十分感兴趣,因此贸然推测,“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和我们的是何其相似；而且很快地,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与他们的也十分相似.”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一些论文中,佛克马也涉及了世界文学问题,认为这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受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候,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30］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明,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世界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应该指出的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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