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本,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思想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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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以来,已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进行了专门论述,可见佛克马的理论前瞻性再次得到了印证.［4：1-36］

(三)文学史的写作和经典的建构与重构.经典原先在希腊语中并非只有今天的明确含义.按照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翰•,吉勒理(JohnGuillory)的解释,“‘经典’从古希腊词kanon衍生而来,其意义是‘芦苇秆’(reed)或‘钓竿’(rod),用作测量工具.后来,kanon这个词逐渐发展成为其衍生义‘尺度’(rule)或‘法则’(1aw).这个对文学批评家有着重要意义的词首先出现于公元四世纪,当时canon被用来指一组文本或作者,尤其指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圣经一类书籍.”［5：233］也就是说,经典一开始出现时,其宗教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发展到后来才逐步带有了文化和文学的意义,而在今天,后两者的意义甚至比前者的用途和含义更广,因而更容易引发我们的理论思考和争鸣.

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思想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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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是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已经作过许多界定和论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佛克马就涉足了经典的建构与重构问题,他提请人们注意接受美学对经典形成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此外,由于经典的形成往往有着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因素,也即一个民族文学中的非经典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的经典,反之亦然.因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必然也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的兴趣.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又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作为解决问题之工具的经典》一文中,佛克马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想有一个经典,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挑选经典；或者说如果我们知道哪些是经典的话,又如何去说服我们的同事相信我们选取的经典是正确的.”(157)既然除去欧洲以外,亚洲、非洲和北美的文学研究者都面临着选择经典的问题,那么经典的选取就应当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之下来进行.在回顾了韦勒克等人关于经典的论述后,佛克马指出,“因为文学的经典是著名文本的精选,而且应当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有教育作用的,并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参照系.既然这些文本是著名的,受人尊重的,因而出版商便争相出版它们.”(159)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语境下经典概念的流变却很少有人去进行梳理.在本篇文章中,佛克马描述道,“经典的概念已经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危机.例如,(1)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2)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为了欧洲文学史以外的语境来选取例证,那么(3)从儒家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时期”,(160)在这些不同国度的不同时期,都有人为经典的确立而努力,因而经典始终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而且不可能仅有单一的经典.对此,佛克马以中国的文学经典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全球的和比较的视野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研究.他和蚁布思(E．Ibsch)在一部出版于新世纪初的专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提出质疑后,便大量引证中国文学的例子,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6：40］由此可见,佛克马不仅在理论上较早地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论证,而且在实践上,他也着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撰写了一些批评性文字.但是像佛克马这样有着宽阔胸怀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比较文学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中国文学的存在.我们今天重温佛克马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文章,仍然倍感亲切,同时也更加钦佩他为中国文学的跻身世界文学经典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文章都与当前的比较文学理论争鸣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自觉地进入了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总体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视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在一个全球化的跨文化语境下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和借鉴作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尽管佛克马本人并非专门研究现当代西方理论思潮,但他却以一位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中扮演了较为独特和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主要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因此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和研究不同于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那种“统领一切”的多学科广阔视野,也不同于他的老朋友伊哈布•,哈桑的激进的从文学先锋派切入来推进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方法.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他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世界各国／民族文学中的影响和流变,并在广泛阅读了各家后现代理论家的著述后对之进行理性的分析,力求客观地反映各家理论的长处和局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他并不能算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而更是一位经验研究者.尽管他的研究从现代主义入手,但由于他和蚁布思合著的专门讨论现代主义文学的英文著述出版较迟,而且主要聚焦于作家与作品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欧洲作家的研究发现某种“现代主义的代码”,因而他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并不那么显赫.

如果从学术研究和文学编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佛克马在后现代主义研究方面的最主要贡献体现在这几部著作和编著中：《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4),《走向后现代主义》(与伯顿斯合编,1986),《后现代主义探究》(与卡林内斯库合编,1987),以及《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与伯顿斯合编,1997).即使在后几部与别人合编的专题研究文集中,也体现了他的广阔的全球视野、包容各家理论的思想和专注文学语言和艺术技巧等特色.

与不少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一样,佛克马也是首先从探讨现代主义文学入手.与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的多元视角的包容性“泛”现代主义观点所不同的是,佛克马和蚁布思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主要限定为1910-1940年的欧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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