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本,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思想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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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主潮,所讨论的11位作家也全部是欧洲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艾略特(T.S.Eliot),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瓦雷里•,拉波(ValeryLarbaud),马塞尔•,普鲁斯特(HarcelProust),安德列•,纪德(AndréGide),伊塔罗•,斯维沃(ItaloSvevo),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杜•,佩隆(CharlesEdgarduPerron)以及托马斯•,曼(ThomasMann).[7:1-47]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认为佛克马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原因所在.而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的视野则大大地开阔了,不仅突破了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之局限,而且甚至大胆地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世界.但是他的这种宽阔的理论视野是在了解到后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流变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变形无疑对他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在此回顾一段几近湮没了的历史还是颇有意义的.早在1988年,他在应我邀请为《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中译本撰写的“序”中是这样说的,“在讨论文学思潮――或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文化生活潮流时,我们必须首先确立它们的地点、时间和社会认可性.确实,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它起源于北美洲的文学批评”,[8:“中译本序”第1-2页]因此在他看来,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也大多在那里进行.他一方面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欧洲土壤中产生出的,但同时又对之作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界定:“也许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来,‘后现代’这一术语现在也用于一些生活水准较高的东亚地区,例如日本或香港,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文学传统等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8:“中译本序”第1-2页]显然,这与他更早些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1983年春,佛克马作为伊拉斯莫斯讲座演讲者赴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三场演讲:“国际视野中的文学史”(LiteraryHistoryfromanInternationalPointofView),“现代主义的预设:纪德、拉波、托马斯•,曼、特•,布拉克和杜•,佩隆作品中的文学成规”(ModernistHypotheses:LiteraryConventionsinGide,Larbaud,ThomasMann,TerBraak,andDuPerron),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博尔赫斯、巴塞尔姆、罗伯―格利耶、赫曼斯及另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成规”(Postmodernistlmpossibilities:LiteraryConventionsinBes,Barthelme,Robbe-Grillet,Hermans,andOthers).在这三场演讲中,他确实从文学成规和文化代码的角度对作为文学史现象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第二个讲座的结语一段话里,他竟然武断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后现代主义对想象的诉求在伊凡•,丹尼索科维奇的世界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有一句寓言也许可以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衍生出来,叫做‘画饼充饥’.然而,在中国语言的代码中,这种表达有着强烈的负面意义.因而有鉴于此及另一些原因,在中国赞同性地接受后现代主义是不可设想的.”[9:55-56]但是1989年10月,他在接到我的来信说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不少作家的赞同性接受时,他则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而改变了原先的观点,立即决定邀请我赴荷兰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并要我为他和伯顿斯合作主编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撰写一章,题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先锋小说的个案”(TheReceptionofPostmodernisminChina:TheCaseofAvant-GardeFiction).[10:499-510]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后来,在佛克马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编史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终于被打破了.
然而我们今天回顾的上述历史并没有结束,而恰恰是佛克马关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退休的佛马克在完成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大项目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首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的就是当代先锋小说.在2005年8月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邀作了题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大会发言,后来应我邀请稍作修改后,收入我为美国的文学史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季刊》编辑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辑.[11]在这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中,佛克马通过细读和分析了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王朔、余华、韩少功和海男等人的小说后,颇有理论敏感性地加以了理论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是同时出现的,其中先锋派作家们更为偏好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是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共存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地位较之其西方同行来则更为强大,因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迟缓了的发现和实践等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一种反动,因此在这方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竞争者,倒不如说更是同盟军.”在具体的文本分析方面,他在仔细阅读了余华、韩少功和莫言等人的小说后总结道,“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产生自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叙事特征.”他认为,只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才能更为全面地修正世界文学经典,反映世界文学发展的全貌.如果说,当年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所提出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theory)只强调了理论从中心向边缘的单向度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佛克马已经更前进了一步:他通过考察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对出自西方的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这应该对我们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不无启迪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显然,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谈论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了一种时髦.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所受到的种种挑战,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当代知识分子,佛克马也被卷入了这股争论的大潮中,并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文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佛克马在1996年退休后,在国内和国外扮演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在荷兰,他主持的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就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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