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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本,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思想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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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文学语境下的荷兰文学”,而在国外,他则频繁地出访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不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也在多所大学演讲,所涉及的论题不仅限于比较文学,而且涉及了全球化问题和文化研究.从这个角色来看,正好前者是他所赖以立足的本土化实践,后者则是他力图发挥其学术影响的全球化语境；前者多涉及文学研究,后者则涉足了文化研究.应该承认,他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立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从一开始的批判性立场逐渐走向批判性认同,并力图使其朝着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引导.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和文化研究也与他自9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的数次访问密切相关.在1998年8月18-20日于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邀作了大会发言.在对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欢呼声融为一体的氛围中,他的态度尤为冷静,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详细阐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时指出,“在一个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同一化所产生的后果威胁的世界上,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可得到广泛的响应”,他认为,“强调差异倒是有必要的”.［12：247］他在会上发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他在回顾了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之不同内涵之后指出：“应当对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加以界定,它应当拥有全人类都生来具有的学习能力的基础.这种新世界主义也许将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与全球责任相关并尊重差异的成规.既然政治家的动机一般说来是被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或民族的有限的自我利益而激发起来的,那么设计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创意就首先应当出于对政治圈子以外的人们的考虑,也即应考虑所谓的知识分子”.［12：261］就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内涵,他进一步指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12：263］毫无疑问,此时的佛克马已经不仅超越了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他凭借自己的丰富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回顾道,“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层面主导了地理上的分布.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一种文化模式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野蛮人中的话,儒家人性的原则也会适用.中国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直到本世纪才受到若在欧洲便以文化相对主义之名义发展的那些观念的挑战.佛教禅宗这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也像儒家学说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特征.”［12：259］
应该指出的是,佛克马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历史的渊源,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他为自己所起的中文名字上：“我的中文姓名‘佛克马’是我自定的,它不仅与其西文发音相近,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字分别反映了我对三个领域的兴趣及研究：‘佛’代表佛教；‘克’与孔夫子(Confucius)相偕音；‘马’则代表马克思.这三者均对中国文学颇有影响,而且我对之也下了一番功夫.”［13：404］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时地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流露出来,这也是他在语言才能和文化知识方面明显地高于他的许多欧美同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佛克马从一开始就与那些竭力鼓吹“趋同性的”全球化的人不同,他更加理性地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和德里达等欧洲知识分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使用“全球化”这一具有争议的术语,并且致力于发现新的术语来描述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现象在文化和文学上的反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对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以致于有人竟认为全球化驻足文学研究领域,对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研究都敲响了丧钟.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作为一位精英文学研究者和比较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热情鼓动者,佛克马的看法并非如此悲观.在最近的一次和我关于文化问题的对话中,他指出,“在最近的十年到十五年内,文学研究确实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挑战,但实际上这只是拓宽了学科界限,因而忽视了对文本和其他文化现象的关注.最近,有学者已经论证到,文化研究也处于危机状态,主要是因为这个领域过于宽泛了.当然,这里的情况也许更为复杂,显示出危机状态的还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显然对比较文学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倒是与其相反,从经济的意义上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在迅速地变成一体使人对文化和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感到茫然.”［14：201］显然,他也和许多具有理论远见的比较文学学者一样,认识到了全球化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正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雏形)诞生了；同样,正是在全球化处于高涨期时,比较文学在朝着世界文学的方向发展.因而谈论“比较文学的消亡”看来确实为时过早.针对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冲击因而导致了后者的衰落之现状,佛克马指出,有些学者认为文化研究近来发生了危机,他在质疑文化研究的学科之合法性的同时,主张用“文化学”(CulturalResearch)来替代“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注：参阅佛克马于2005年6月10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文化研究与文化学”（CulturalStudiesandCulturalSciences）］.在他看来,这样一种走向“科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使得文化研究这门准学科领域得到进一步合法化并摆脱危机的一个途径.
当然,佛克马的学术生涯远没有结束,而且他本人仍然活跃在欧洲和中国的比较文学讲坛.况且他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关注仅处于开始阶段,因此对他的学术思想尚不能作出全面的总结,但从本文的描述和讨论,我们至少不难看出他之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意义了.
参考文献：
［1］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Cf.RuthBenedict,PatternsofCulture［M］.London:Routl
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本
［2］Cf.HansBertens&DouweFokkema,eds.,InternationalPostmodernism:TheoryandLiteraryPractice［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1997.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Z］.人民出版社,1966.
［4］关于“世界文学”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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