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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产生烦恼不已.而内属于自己的本原性的东西也一定会逐渐觉醒.从这方面说,假如没有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或迟或早也会发生,而幻灯片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促使鲁迅在犹豫与矛盾中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后选择或最终决定.正如许寿裳指出的：“这电影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惟一的刺激.”鲁迅在仙台时最敬重的老师藤野先生多年后对鲁迅读书的勤奋与用功仍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教室里十分认真地记者笔记”,“在听讲义的时候是非常努力的”.但也似乎觉察到鲁迅内心的勉强与不快乐,所以说：“现在想起来,无论如何,研究医学总不是他由衷的目的罢”.“不是他由衷的目的”,道出了鲁迅放弃学医的实质.对于在老师眼中如此“努力”的鲁迅来说,退学的决定就像他当初入学的决定一样,态度也一定是“认真”的.所以,藤野先生在鲁迅前来告别时有“惜别”之意,却并不强留.当鲁迅决定要放弃学医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真正属于自己的原理性的东西,否则,此前的弃医从文就没有必要发生,此后放弃文学的选择也可能会再度发生.但显然,类似弃医从文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发生.
“提倡文艺运动”尽管是在一种非常冷淡的空气中进行的,但鲁迅显然已走出了内心的困扰,他给自己计划创办的杂志取名“新生”,其中也间接表达出了弃医从文后如获“新生”的心情.有意味的是,鲁迅的文学梦想即使在此后屡遭挫折与打击,也从未想过放弃.在经历了办杂志失败、Ⅸ域外小说集》反应冷清、十年沉默、“五四”落潮等事件后,1926年的鲁迅心情更为黯淡,他感慨说：写作“让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尽管鲁迅已切实体验到“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荒凉感,但他还是“甘愿”让“寂寞”的文学命运去伴随自己的一生,让“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般缠住自己的灵魂..当一种选择“如大毒蛇”般缠住人的灵魂,而这人宁愿忍受失败的痛苦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定是他终生摆脱不掉的原质性的东西了.鲁迅承认自己的学医梦想是“幼稚”的,这“幼稚”,从思想成长的意义来说,就在于他还没有走出父亲的病亡给自己带来的心理阴影,还停留在一种要为别人做什么而非自己要做什么的思想阶段.这正是康德所说的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不成熟”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一直在反省文学命运的失败与寂寞,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选择文学是“幼稚”的.鲁迅在内心反复咀嚼“自以为苦的寂寞”,结果不是在文学之外做出新的选择,而是在文学之内获得了一种自觉：“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这说明,在文学那里,鲁迅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生命”“原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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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矿到学医,再从学医到学文,鲁迅的选择越来越冷门,越来越脱离实用,不要说现今的实利化时代,就是当时看来也不可思议.周作人回忆说：“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什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大家颇以为奇”,是因为大家一般都从实际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他们向鲁迅提出的问题就是：“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对于这种直指“用处”的质疑,鲁迅也不得不用“好处”来回答：“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对于满脑子实学观念的人来说,他们当然不会明白“不用之用”的诗学选择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不会明白文学在鲁迅生命中的原理性意义.
鲁迅在自序中将中国人体格健壮与神情麻木相对照的描述方式,赋予了弃医从文一种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启蒙叙事的逻辑中,“改变精神”当然是“第一要著”,“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也是一种诚实的说法.人们据此普遍认为,鲁迅是先有了“为人生”的启蒙理念,而后才有了从事文艺的冲动.这种启蒙理念现行论似乎忽略了自序的写作背景,忘记了这异常清晰的启蒙逻辑是鲁迅在时隔二十年后思想更为成熟的情境下概括出来的.按理说,鲁迅最初的思想反应,应该是情感居多和相对模糊的.就像竹内好所指出的,幻灯片事件和此前的漏题事件一样,它给鲁迅带来的首先应该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民族屈辱感,其次才可能是事后更为自觉的理性认知.否则,鲁迅也不会在幻灯片事件过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放弃学医.
无论如何,启蒙与救亡都是一种为国为民的宏大叙事,是那一时代青年所热议的共同话题,这也许能够说明鲁迅对于时代使命的一种主动承担,却无法说明鲁迅如何获得自己的内部问题.当鲁迅指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时,这样的启蒙表述是鲁迅作为启蒙者(“我们”)与启蒙对象(“他们”)建立的一种指向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从启蒙主义的外部联系来看鲁迅的弃医从文,就必然是医学与文学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而且,鲁迅也是以是否“紧要”来解释自己的启蒙动机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但问题是,推动启蒙运动为什么“当然要推文艺”,而非文艺之外的其他形式这“当然”的依据又从何而来如果说精神比肉体重要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话,鲁迅不是也知道“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不是也认为医学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吗而且,在促进“信仰”与救治“疾苦”两方面,医学不是比文学更能让“我的梦很美满”吗更何况,鲁迅的文学动机也不全然是“启蒙主义”与“为人生”,否则,如何理解鲁迅对夏目漱石“有余裕的文学”与“不触著”的欣赏如何理解诗人应“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的说法显然,如果仅从何者更为重要的启蒙意图和理性认知来看问题,而不涉入主体的内心因素,弃医从文的解释就显得漏洞百出,不能圆满.其实,文学重要还是科学重要永远是一个言人人殊、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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