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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文学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鲁迅文学的起源与文学鲁迅的发生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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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解释,每种解释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由.当一个人做出了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选择,那么这选择在他自己看来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了.鲁迅在选择学医的时候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理由,在放弃学医的时候同样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理解一种选择是否重要的关键问题在于,哪一种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内心需要.很难想像,没有一种内在的文学气质,没有一种原生性的触发点,鲁迅会产生一种“当然要推文艺”的理所当然的想法.从这方面说,忽视主体的内心因素,而将弃医从文完全视为一种理念先行的启蒙规划,必然会造成理解的“颠倒”问题.从一个人的思想成长来看待弃医从文的问题,其内涵就不是一种搁置自我内部意识的纯粹理性行为,而是一个在外部世界的遮蔽中不断敞开自己的自我觉醒的过程；其意义也不在于鲁迅选择了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而在于鲁迅通过文学选择回到了他自己,获得了他自己.我把鲁迅的弃矿学医与弃医从文视为一种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鲁迅逐渐走出了他人的影子,而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对有着自觉的中间物意识的鲁迅来说,思想是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不是在一次性选择中完成的.思想成熟的意义是一种获得自我的机制性的东西,不是一种将自我思想实体化、固定化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是一个基本原点,是敞开的,不是封闭的；也只有这样,思想才可能体现为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鲁迅直到“五四”时期还把自己的文章称为“未熟的果实”,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实体化、固定化.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最高真理,一旦追求所谓“止境”,思想的僵化与死期也就不远了.鲁迅欣赏许多思想学说,却从来不崇拜一种主义,深层的根据就在这里.同样,弃医从文让鲁迅首先获得的也是一种“原理”性的文学自觉,而非专业化的文学活动.所谓弃医从文,不过是一个便于解释的模糊的说法,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在医学与文学之间必须做出取合的意思,而医学与文学之间也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事实上,鲁迅在“弃医”之后,仍从事过与医学相关的工作,“从文”之前,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鲁迅弃医从文是对学医过程的不满,不是对医学本身的不满,他放弃了学医,并不意味着放弃医学.鲁迅回国后在中学教授过一段时期的生物与生理学课程,直到他去世的1936年,还与人合作编译了《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作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的一种出版.至于文学,鲁迅则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张协和在《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终日阅读小说,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鲁迅的这种“阅读小说”远超过“复习课业”的文学兴趣到日本后仍未放弃.还在初入弘文书院时就购置了大量的日语文学书,“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其中还“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许寿裳所赞叹的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也正显露出鲁迅内心不可抑制的文学天性与热情.怀着这样的性情与志趣,鲁迅刚到日本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和写作；而此后紧张的医学功课,也难以消磨其浓烈的文学兴趣,即使被迫“中止”也始终没有放弃阅读与翻译文学书的愿望.由此可见,鲁迅的弃医从文是从学医转向学文,而非从医学转向文学,是现代知识与个人兴趣发生冲突的结果,而非学科间的不能两立.
三
“诚与爱”：文学态度的发生
从鲁迅在弃医从文后仍未放弃生物学、医学著作的相关翻译、编著看,文学在鲁迅那里首先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文学活动,而是一种原理性的文学态度.这种文学态度是鲁迅理解外部世界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其内涵并不是局限于文学范围的一种美学观念,其结果也并不是要以从事专业的文学活动为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把鲁迅称为“第一义的文学者”：
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一直不松懈地走在一条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的道路上,从而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虽然因中国文化的后进性而使他的文学没能丰富地创造出新的价值,但他的非妥协的态度,却被称作鲁迅精神,并且化为传统,成为一块基石,构筑着中国文学之作为近代文学的自律性.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所以,人总是大于作品.竹内好敏锐地觉察到文学在鲁迅那里“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形成了他自身”的一种原理性的存在,但描述仍是模糊的,并没有真正触及鲁迅如何“质询文学本源”的问题.同时,由于他坚持认为S会馆时期才是鲁迅思想形成的唯一原点,鲁迅留学时期的文学态度就被完全忽略了.
如果说弃医从文是鲁迅的一种原理性的文学态度趋向明朗的表现,那么他此前的思想活动应该蕴含着这种文学态度的可能,此后的文章也应该能够体现这种文学态度.而且,无论鲁迅思想如何发生变化,这种态度作为一种基本原理,也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有意味的是,许寿裳在两本回忆录中都特别提及了一件事：还在弘文学院读书期间,鲁迅经常与他讨论国民性的问题,两人谈到热烈动情处,“每每忘了时刻”.许寿裳说,谈些别的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惟独这样的话题让他终生难忘.正像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所指出的,这个话题后来成了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决定了他们往后的人生”.如果说父亲的病是鲁迅选择医学的“决定性事件”,国民性问题的对话就应该是鲁迅选择文学的“决定性事件”.那么,在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对话中,鲁迅文学的原理性态度也一定会隐伏其中.
据许寿裳回忆,他和鲁迅经常谈论的三个相关的问题是：“(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有意思的是,在两个年轻人雄心勃勃展开讨论的三个问题中,因为问题太大,“其说浩瀚”,只有第二个有相对明确与完整的答案.这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缺乏“诚与爱”的症结所在,鲁迅他们认为因缘很多,但“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在这些问题中,“诚与爱”是居于核心的话题.从许寿裳对鲁迅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的“理想之高超,着眼点之远大”由衷“佩服”可以看出,许寿裳在对话中扮演了一个听众的角色,“诚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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