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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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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二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
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宣泄的载体.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而且也是最适宜进行启蒙的文学,因为启蒙是面对现实的启蒙,如果文学缺乏现实的内容,启蒙就变成虚空的启蒙,不可能打动现实中的民众.现代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主张.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大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革命文学,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创造社的同仁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就成为了最强音.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主潮.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了,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就无法涉及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我们仅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就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描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等”罗伯―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伯一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因此从考察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人手来描述文学史是有理论依据的,是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脉搏的.而中国政治赋予现实主义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显在的、主宰的文学意识形态,从而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的事实.因此,描述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的千姿百态,剖析这种千姿百态的成因和意义,应该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适当方式.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形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20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景中,作为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被凸显和强调出来,现实主义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主张,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的文艺政策制造者们和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正是主观认识这一方面,因此,现实主义在其文学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就演化为一个意义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以现实主义来要求文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说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求文学“正确”地反映现实.
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说：“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的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在“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内容上.但这种意义是政治以生硬的方式加进来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在叙述中自然生成的,因此,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作家在叙述中会有意无意地修正政治赋予的意义,会溢出规范化的意义,会让现实自身生成出新的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化确立期,随着规范化的确立,现实主义被限定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政治框架内,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到了一个偏执的程度,它给文学留下的空间非常逼仄,这一情景在“文革”时期更是推向极端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演变为“三突出”原则,文学几乎失去了自由创造的能力.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首先要解决现实主义的偏执的意义阐释,借助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文学导演了一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以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优先的发言权,他们成为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主角,并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使得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具合法性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有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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