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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文学相关论文范文文献,与现代文学60年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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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已近60年,有珍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十七年”的主要教训是筒约化、概念化、政治化、模式化；新时期以来,学科从拔乱反正起步,逐渐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一是历史主义成为自觉的追求,二是学科空问愈益广阔,三是研究方法多元化,四是审美研究得到重视,五是经典的重新确认与深入解读,六是中外文学关系得到认真梳理,七是资料建设成果丰硕,八是学科自省意识不断增强；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三项重要任务是：强化历史性,保持文学性,坚持民族性.
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对象来叙述,最早可以上溯到1922年胡适所写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大学课堂,较早者有1929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但是,成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普遍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则始于1950年5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分支的一门学科,其确立与发展,始终与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相伴随.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当前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需要予以积极的回应,如此,才能推动学科不断发展.
一 “十七年”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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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学科正式确立之初,就被赋予要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并证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政治使命.这一使命使得学科队伍迅速组成,集中了一批知识积累丰厚、思想敏锐的学者投入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为新文学史课程建构基本框架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即由作家老合、美学家蔡仪与文学史家李何林、王瑶在三份大纲草稿基础上修订而成.学术界以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热情,积极响应时代的急切召唤,1951年9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率先问世,1953年8月,推出下卷.五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现代文学史著作17种以上.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迅捷,很快成为显学,时间跨度仅为三十余年的现代文学与涵盖三千年历史时空的古代文学并列为同级学科.
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著述,系统地梳理了三十余年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在经典作家作品的阐释上面也不乏深刻精致之处.新中国开启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外部资本主义势力封锁重重,在这种背景下确立的现代文学学科,无论是历史脉络的梳理,还是作家作品的评述,都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性与民族性.现代文学不仅初步形成了自足性的学科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学术史与教育史上,将永远铭记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中,现代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曲折的行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是简约化.现代文学本应是一个历史时段各种文学现象的总名,内容丰富多彩,关联错综复杂.但是,学科建立之初,承续并强化了五四时期新旧对立的认知模式,以“新文学”作为学科的命名.后来,虽然著作也有题名“现代文学”者,然而,强烈的排他性延续多年,总是以新文学遮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的现象,在整体上将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传统戏曲、文言作品与非纯文学的传统文体排斥在外.多数场合,它们都是作为新文学的对立物出场；只有述及鲁迅等作家的生平、创作与根据地一解放区文学时,才有一点旧体诗词的正面引用,以及对平剧(京剧)、秦腔等传统戏剧之改编、利用的肯定,等等.
二是概念化.相当多的著述不是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的发掘、梳理与分析上面,而是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出发,用以梳理文学史,演绎出一些与历史事实不合的结论.譬如,有的著作在述及新文学的特性时,肯定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同时,却连其“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特性也要加以否定,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文学,就被认定一直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发展的.作家的阐释也存在着大量的概念演绎现象.譬如鲁迅的定位,毛泽东曾经称赞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于是,大量的鲁迅研究努力为这一论断做注脚.再如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在瞿秋白未被否定之时,一般的论述都尽力套用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论断：“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至于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复杂性,则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准确清晰的定位.
三是政治化.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都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在这种氛围中,现代文学的政治性得到过度强调,就连资料丰富、作家作品阐释颇有精彩之处、而且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体系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免不了在《绪论》中强调：“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当时出版的多种现代文学史,被演绎成轰轰烈烈的运动史、剑拔弩张的斗争史,文学史染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衡量社团、流派、作家、作品,说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政治标准往往取代了艺术标准.如果政治标准通不过,其文学建树就失去了被考察的资格,政治地位不高,艺术评价随之要打折扣；即使是首肯的对象,也是把笔墨主要用在政治倾向的判定与思想意义的阐发上面,而对审美风格的分析与艺术价值的评价则要简略得多；审美风格上看重金戈铁马,轻视小桥流水.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下,胡适、梁实秋等新月派成员受到贬抑,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大为遮蔽,张爱玲更是连提都不提.政治标准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剔除被打人另册的作家,譬如冯雪峰、丁玲、艾青、胡风等,本来在50年代初的文学史评价中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一旦被政治冲击波击倒,评价则立刻一落千丈.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根据地高度评价,国统区有所保留,沦陷区几乎不屑一顾.
四是模式化.因为总的框架基本确定,评价标准整齐划一,学者能够自由发挥学术个性的空间很小,所以,一些文学史著作结构大同小异,叙述方式颇为相似,少有个性风格.
二 新时期以来的主要收获
十年动乱期间,现代文学难逃厄运.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学科建设由拨乱反正起步,逐渐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不断开疆拓土,获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研究还为整个人文学科提供了创新的动力.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历史主义成为自觉的追求.
现代文学学科具有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双重属性,因而,历史主义是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以前,为了演绎某种既定概念或证明先验逻辑,曾经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推进,这种现象日益减少,回到作家作品本体、返回历史现场、呈现历史原生态等,愈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行动.曾经被遮蔽或者一味贬斥的文学现象,诸如学衡派及其代表的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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