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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生活相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反思的主体与“政治现代性”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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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重新检讨《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叙述主体入手,进入对当代“反思文学”的重估,更将当代文学的反思上溯到50年代中后期,从1979年到1981年的反思小说扩展到老舍话剧《茶馆》中的反思.将这两个作品并置,省思当代作家主体折射出来的中国历史,以求形成更为丰赡的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叙述.“政治”与“现代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媾和恰恰指涉20世纪中国历史复杂性,隐喻中国本土的“政治现代性”.
80年代初的批评将“反思小说”反映的当代中国和“文革”的社会矛盾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对立冲突不足以解释叙事反思的对象,“愚昧”的人、事得以通行,更因其附着于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性.一般描述有强调反思从政治层面向人性表现转向,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的乡村政治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爱情,更有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的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通行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讨论较为持平.洪子诚确认“反思小说”及前后的“伤痕小说”、“寻根小说”的潮流特征,指出命名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表达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为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当代’历史之中,与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积习相关”,其叙述框架是+男性主人公的坎坷、乖谬的人生命运与社会政治事件的被动相连.陈思和描述以《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年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思潮”.反思文学的主体紧密联系着“归来者”身份,其主体特征是“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等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这类作品的特点是：写社会和历史悲剧、悲剧人物的性格、际遇,“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
文学史一致将“反思文学”作为思潮来叙述,但于此前后不乏反思特点的创作并不形成“潮流”,且作家相对孤立的自主反思包含更多的历史信息.解释历史须有洞察力,而当代人写当代文学史得受制于当代性.30年后,我们应对文学史论述中“深”的内涵有所洞察.洞察即是反思,评价一种包含历史省思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对只思解释创作主体与历史关系的批评家、文学史家而言,是双重挑战.要想获得对反思文学的满意解释,得在一般苦难经验叙述的背后探明反思主体及其烛照对象,洞察人生际遇背后的国家政治、本土历史传统与现代性的指涉关系.评判反思小说叙述人事变迁有深度,不意味着判断这一类作品洞悉、把握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奥窍,能够给出超越个人经验的判断.重估“反思文学”的任务就是阐释具体文本和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特殊指涉,揭示作家的洞见和不见、自主与受限.
《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茶馆》的并置,让两代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作家主体之间产生呼应与对话,在不同向度上拓展文学反思的空间.其核心是人的生命价值,时间则穿越现代政权的重重变更,用20世纪中国普通人的生命映射特殊的本土政治现代性.反思的生命对象既有作品中人的精神情感和生活遭际,也包括创作主体的独立性.本文分别考察这两个作家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如何实现创作生命的自主,看他们叙述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如何遭遇本土政治现代性.
一 茹志鹃对“政治生活”的记忆与反思
反思小说为何从茹志鹃开始这不是偶然.几乎她的所有小说都有一个“过去／现在”的维度：因为“现在”政治生活中无解的矛盾而回忆过去曾有过的战争缝隙里的心灵温馨,又因为过去的记忆解答不了现在的矛盾而把一段生活埋在心中苦苦思索,20年后惊世骇俗地成为“反思小说”的先行者.当人们欣赏她的“清新、俊逸”的文字风格的时候,很少会了解她内心的苦闷与激荡.1958年她诉诸记忆来冲淡现实生活的痛苦,1978年冬天发掘记忆来回应当下“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两个年头都离不开记忆,却是不同的面对现实的态度和生活价值取向.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借用意识流穿行于40年代后半期的战争与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但其出发点是70年代末.她从发表《百合花》成名到“文革”前的创作,有影响的小说半数以上写到1946年以后的国内战争.“内”战是茹志鹃回忆的中心,她还有另一场心“内”的战争一找不到丈夫成为右派的答案.茹志鹃依靠从过去的记忆获得滋养,表面平静的叙述文字底下掩盖着五味杂陈的情感,骨子里是不知道哪里“错了”的困惑.茹志鹃用“过去”安慰“现在”时,主观意图都在阐说现在,说明战争年代“我”周遭的良好人际交流现已丧失、在新的政治环境下逐步产生了异己感.王安忆解释：“当我母亲处在个人处境的危难之际,她更需要激励自己的理由,不使其颓唐.”《百合花》为现实中丈夫“岌岌可危”而沉潜于革命的历史,复杂情境让她不由地留恋战争时期质朴和谐的人际关系.
长达几十年的中国人生活首先是一种“政治生活”.茹志鹃1979年写完《草原上的小路》,说作家“要思想,要--思考问题,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发生在我们政治生活当中的事物进行思考”,显然是后见之明.王安忆说她妈妈“要等20年以后再来认识.是知识人的天真,也是时代气氛给烘托的”.说是“天真”、“时代气氛”、“烘托”,还不如讲是“政治生活”的同化力量.这种同化力量深入到共和国里最基层的农民生活中.王安忆解读茹志鹃日记中的合作社夜晚开会：“农人们在批评一个车水时打盹的懒汉,说的话相当夸张,有些无限上纲的意思,可他是运用着政治性的语言呢！农人们开始接受和参与政治了,一个还处于草创阶段的政权的简单粗陋的政治,却已经注入这一个古老生产方式的阶级.”记录、感受着政治生活,茹志鹃20年间都不免痛苦与思考,到写作《剪辑错了的故事》才借助外力,获得反思当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的能力.
所谓政治生活体现了中国率土现代性.50年代以后,大陆中国人的生活被区分为不同的领域,一种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和衣食温饱,另一种则是既理念化又具体的“政治生活”.政治具体到个人身份与家庭关系与生活情境,就变得极为复杂.王安忆给茹志鹃日记作了政治生活的注解：“1958年,算起来,也是我父亲王啸平沦为‘右派’的第二年,或者就是当年,是我母亲心情灰暗的时期.日记记在一本黑面横条的笔记簿里,第一页上写着‘我的愉快和苦恼――1956年10月6日’,看起来是欣然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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