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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生活相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反思的主体与“政治现代性”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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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0;将近两年以后的1958年7月19日,方才开始她的记述.”茹志鹃“家有右派”,生活变得“剪不断,理还乱”.日常、写作与政治,三种生活必然冲突,持续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也势必成为茹志鹃反思的动力.“政治”在茹志鹃一代人的小说中的呈现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小说中的政治生活常常以抽象符号集中出现.“形势”是一个关 键 词,“革命”更是认同于最高权力政治的态度与行为.《静静的产院》中,杜书记向谭婶婶宣讲：“社会要在我们手里变几变,形势发展这样快,各种各样的旧思想旧习惯还会少得了所以我们做工作就叫做干革命,我们学习也叫做干革命.”十八年后写《剪辑错了的故事》,大跃进的甘书记让老寿和社员缴公粮面临饿肚皮的困境、又砍伐即将果实成熟可以抵换粮食的梨树,仍然强调：“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此处现代性的全部内涵就是革命.为什么这“形势”有这样的强制与魅惑力因为它和某一阶段的执政者的现代性观念是完全一致的.50―6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现代性有一致性,在价值层面上将人类进步作为理想和目标,面向开放的未来、渴望和落后的过去决裂,力图破除人们依赖的传统价值和固定不变的观念.一代人的小说几乎都印证着这种停留在价值理性层面上的现代性.甘书记代表了在价值理性层面上做文章的政策观念,不顾物质生产与普遍民生的联系,完全没有工具理性的可行性保证.50―60年代的中国现代性靠政治意识形态开路,意识形态幻化为形形色色的口号,如“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这本账的算法让追随革命政治、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农民老寿们产生了“革命有点像变戏法”的意识混乱.这个混乱就是运用意识流结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现实与哲学基础,也是茹志鹃反用其人之道“算政治账”的反思起点.
剪辑错了的故事“错”在哪里小说正文措辞不用“剪辑”：“开宗明义,这是衔接错了的故事,但我努力让它显得很连贯的样子,免得读者莫名其妙”,“剪辑”／“衔接”,究非一事,不同的措辞并非口误,“错了”则是不易的结论.“剪辑”错了,责任在叙述人；“衔接”错了,原因在于革命创造未来的政治现代性逻辑自身出现了问题.在故事情境中的“衔接”不上,是因为“连贯”两个时代的美好“将来”的历史约定不能践诺造成的人心、世事的舛错.清楚了这个“错”的缘由,才能“明”叙述人之“义”.看人际交往、感情亲疏随政治意识形态而变化,看人物无法追寻旧日友情踪迹、由亲而疏终于落人陌生化,读者渐渐地接近了小说的“妙”处――这是一种洞察历史的新路径.故事根本错在历史约定难以实现.老甘／甘书记与老寿有个幸福未来的约定.走底层路线夺取政权的过程必须争取民众支持,赢得支持就要承诺回报,小说中的老寿／老甘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约定.战争时代的老甘,后来是甘书记,应允老寿们“将来能过上好日子”.老甘们掌握政权以后要求农民首先过上一种“政治生活”,现在用“政治现代性”来修正诺言,过好日子的“现代性”在“政治”之后.老甘允诺的口头约定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付出身家性命,但他们面对一个没有尽头的将来,践诺的希望很渺茫.老寿们没有经过现代社会契约的知识启蒙,他们只认识人、服从于高于五伦之上的革命伦理,这个伦理要让他们继续牺牲,提出牺牲要求的仍然是他们熟悉的老甘,老寿们不想再牺牲了！有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因为它违背“形势”／“背时”,时代抛弃了老寿！老甘是代表这个形势的,而形势是主观的、权力至上的,可以对以前的约定任意修正.然而在老寿们看,原来的约定眼见就要作废.
这个“故事”的基本原型是弟兄朋友的信义关系.老寿和老甘,―个兄弟情谊、政党与民众的政治伦理的隐喻,他们曾生死与共.这个故事“错了”,并非错在哪一方背信弃义.老寿一往情深,过去从不怀疑这个约定；老甘根据政治伦理来调整兄弟情谊,甘书记已经成了政治符号,老甘和老寿现在是官与民、上下级关系.甘书记有自己深深认同的“形势”,并将它化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动力,这个动力象旋风一样掠过,无视任何可能被伤害的人,老寿想让这股风刮慢一点、少伤点人,他成了块绊脚的石头.他们原来的现代性生活大目标一致,现在是南辕北辙.一个主观革命的意志逻辑演绎为一种不容对抗的政治“形势”,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取代了生活的实事求是态度.
茹志鹃叙述政治意识形态对“现代性”的阻抑作用,找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大的阻力在什么地方”,确认它是“我们要鞭挞的对象”.她担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再遭到一场战争,农民会不会象过去那样支援战争,和我们努力奋斗”茹志鹃在“算政治账”,她要衔接好两个时代,延续现代性承诺的有效性,让历史逻辑获得一贯,让“弟兄”重续前缘.客观地讲,茹志鹃的反思还不免让人忧虑.反思其实仍是在观念与价值层面,并没有工具理性的保证.反思小说的作家们基本类此,所以对能否深透反思中国的“政治现代性”还要存疑.
二 老舍的“进步”与“改良”
在茹志鹃1958年得到《剪辑错了的故事》素材前的1957年,老舍写了《茶馆》,将这两个作品并置,唯其反思政治现代性的一致与歧异.统整地看,二者皆叙述展示民生与现代政治,自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无论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更替,还是权力政治、民众生活方式的改良,都有一贯的现代性取向.不同之处,其一在于反思主体：茹志鹃在新的认同基础上进行反思,她面对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有其直承的逻辑；老舍却是在一个新政权下反思前朝几代的50年历史,他既不以否定为满足,也不为之唱挽歌,《茶馆》完成的是一个政治现代性的隐喻.其二在于,茹志鹃因家庭政治生活的尴尬与痛苦而从记忆中寻求慰藉,最终为时势促动进入反思.老舍始终在民生与官、权力的关系构架中考察现代性给人带来了什么.《茶馆》中人物对政治现代性的感受超出了所展示的50年现代历史,具有现实的延展性.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老舍本来不乏洞察力,但是仍然缺乏对政治现代性的复杂想象力和理解力.因而,老舍最终不能承受“文革”极端的政治现代性.他固守人的尊严的价值,最终演示了以生命对政治现代性的抵抗.在极具压迫力的当代政治语境中,老舍用难以改良的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质疑以进步为价值核心的现代性.
回顾《茶馆》之前老舍作品体现的洞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反思.30年代的老舍善于洞察人心,却未必能穿透历史.老舍能够让祥子“仿佛一低头就看到自己的心”,也能够让祥子抗议那个他不关心的政治／战争：“我招谁、惹谁了”然而祥子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骆驼祥子》否定的是现代性的固有之义――个人.40年代的老舍,其反思对象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要让它在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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