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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表现“三大母题”的文艺作品是抗战文艺,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抗战精神,不能因为中国战国策派个别文艺作品去推翻“三大母题”的特定含义.恰恰相反,应该运用“三大母题”所特具的抗战精神之内含去重新审视战国策派所有的文艺作品.李怡教授(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张福贵、秦弓、郝明工等提到“民国文学史”的可能性或在“民国”框架下探讨文学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中国现代文学考察中引入特殊国家形态的必要性.他指出,“只有将历史的朝代分野自觉地纳入我们观察的视野,文学史所拥有的时空意义才会分明地凸显出来”,“离开了民国的特殊生存环境,我们是无法深入解释中国抗战文学与大后方文学之特殊意义的.”
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视角给人很大启迪.他认为仅仅探讨共产党的文化理论还不够,也应该研究国民党文人的文学理论,同时党的政策与党的文化人思想不能重叠,他以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张道藩为例,认为张也是著名戏剧家,其富有个性色彩的文学理论与与新文学主流有诸多契合点.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朱丕智先生指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应当坚持文学历史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达到文学自身的历史和历史整体性下的文学的统一.其具体内涵是文学本位立场、民族文学立场、社会文学立场三者的辩证融合.
段从学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对国统区文学“民族形式”之争的起源和进程进行了清理,纠正了直接从延安理论以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框架之内探讨这一论争的缺失.他认为这场实际上是文协在抗战初期发动和组织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发生在通俗读物编刊社和“五四”新文学同人之间的论争,其关键在于重新确定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通俗读物编刊社有意识地“误读”和援引延安理论以及新文学同人内部的分歧导致了论争的复杂性和含混性.
王学振副研究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认为,就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抗战时期是主潮;就意识形态而言,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则在抗战文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倡导民族文学用力最甚的,是曾经作为战国策主将之一的陈铨.但在抗战的特殊时代里,民族文学事实上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创造民族文学是他们一致的追求.从宽泛的意义来讲,抗战文学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学,这并未对抗战文学形成丝毫的贬损.
熊飞宇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则对抗战之前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再反思,认为正是民族复兴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的共同促发,才有了1930-1935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一时之盛.对国民党而言,这既是文化统制的表现,也是文化建设的努力.这种政府赞助、社会响应、文士附从的“党治文化”模式影响深远.
高桥一聪(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博士课程)在题为《国民党从抗战期到迁台后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工作和文艺政策》的发言中认为,国民党对中国大陆文艺政策保持高度关心,掌握了具有相当准确度的大陆情报;50年代,执行国民党高度文艺统制政策的组织――中国文艺协会所进行的活动直接反映了其研究资料中对大陆情势的认识和预测,但他们的研究不能讲出客观性,而且没有反证可能性.
关于抗战文献与语言研究,重庆市文联名誉主席吕进教授强调进一步搜集整理抗战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断拓宽视野,应对不同研究对象采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重庆市社科联毛洪勋副主席希望与会专家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不断深化对重庆抗战文学和文献的研究,充分利用重庆宝贵的抗战文史资源,进一步弘扬红岩精神,把重庆的抗战文学和文献提升到新的高度.
刘增杰教授指出,抗战文艺报刊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因为一切阐释都来自于原生态报刊中.对于文学史家来说,阅读并理解大众传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阅读是对细节的感受与体验,有时不被重视的细节竟能成为解读历史过程的关键.研究观念要进一步调整,要确立抗战文艺研究的统一观,把不同地区的文艺看作是同构共生、相互扭结的整体,轻视或丢掉抗战文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反映抗战文艺的全貌.要注意运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结合的问题,防止学术研究的泡沫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在借鉴西方理论如公共领域与想象共同体时,固然可以给读者带来灵感,但我们如不洞悉其理论框架产生的背景与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研究就都只能是离题万里的借题发挥.
张海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大陆地区近年来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作了回顾和总结.综合研究方面,张教授高度评价了孙乃民主编的三卷本《中日关系史》,肯定著者引用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作的全方位梳理,也概要介绍了胡德坤、韩永利合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王振德著《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华史)方面,他着中评析了关捷的《旅顺大屠杀研究》、朱成山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李秉刚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以及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揭露与研究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的史书――谢忠厚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等学术成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泉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整合中国殖民地文学的材料基础和方法前提――沦陷区史料学现状及有待加强的方面》.他在概述沦陷区文学史料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由于史料问题而造成的观念和观点上的模糊或失误,证明了加强沦陷区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意义,并对于如何进一步进行相关史料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
日本著名学者杉本达夫先生(早稻田大学)从大量数据资料中整理了抗战时期文艺家的经济环境,关注了大后方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文章指出,面对物价飞涨,作家生活朝不保夕,重庆文协总会掀起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来唤起社会舆论,具体方策是首先高喊要求提高稿费和要求保障版权.站在共产党方面的孔罗荪还对国民党政府严厉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提出抗议,要求保障作家的公民权,给予作家更多收入的同时也给予给多的自由,以便在民主环境中参加民族文化的创造.
唐润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历史档案.他表示,“陪都档案”是重庆市档案馆抗战档案的主体,也是该馆主要特色和优势,数量多达40余万卷,尤以政治、经济、防空、社会、外交、市政等方面最为系统和完整.读者还可从重庆档案信息网检索重要档案文件目录.所以,重庆市档案馆是搜集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各种研究资料的最好去处.
日本西村成雄教授和资深记者永井靖二对《朝日新闻》大阪总社收藏的“富士仓库资料”中有关日中战争时期的照片作了说明.自2006年7月以来,朝日新闻进行了以“照片讲述的战争”为题的系列连载.2007年8月10日以“对都市的轰炸”为题,专门刊登了国家间的总体战使非人道的,不加区别的狂轰烂炸逐步升级的情形.大阪总社为纪念创社130周年,2009年1月还将挑选1万张重要照片作为数字档案对外公布.
林克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在《“重庆之蛙”与陪都风骨》中试图通过对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诞生发展和八年陪都岁月抗日宣传活动的回顾,分析当时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在广播宣传中所体现出的陪都风骨和民族精神.
杨洪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文协”的社群形态与抗战文学文化研究的视阈》认为,“文协”不能简单理解为统一战线政治话语下的文人集团或现代文学史归理的文学社团流派,作为文学与文化整合的社群组织,更贴近其战时文艺环境的原生态,拓展了我们考察抗战文学的文化视阈,也给我们重新认知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有许多重要启示.
姚扣根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叙述了抗战时期的金融概况,并以张恨水《纸醉金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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