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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创作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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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两代,由于商人阶层的壮大,出现了一批商人文学家.他们的创作在史传中屡被记载,一部分商人创作的作品仍然存世,这构成了明清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与文人创作不同,商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的创作活动经常以文会的方式进行,他们的诸多作品都是文会唱和的产物,这些作品缺少社会和人生的厚度,仅仅是文会场景的再现.但商人的山水田园诗却仍然表现了一定的审美意识；作为有文化修养的个体,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对生命对情感的关怀,这些作品和文人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同样具有普遍价值.
文学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呈现着不断扩张态势的发展过程,这个扩张的态势包括文体、题材、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等等方面,还包括作家队伍的扩张.社会愈是发展,文明程度愈高,用文笔状物写心的人愈多,再加上科举考试取士名额的限制,被排除在士大夫行列之外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因之作家队伍也就越来越庞大,其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与前代文人士大夫为主的作家队伍相比,明清时期不仅有着大量的布衣文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商人也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有着“贾而好儒”文化取向的徽商中,更是不乏文学才俊,有的甚至在当时的文坛上还颇有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史曾经发生过,只是被忘却的存在.他们的作品也表达了作为普通人的心灵、情感,和士大夫的作品一同叠映了某一时代的风貌,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因此,对明清时期商人文学创作的探讨和关注应该是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而言,更是一个不应该忽略的论题.
一商人阶层的壮大和商人创作的蔚起
明代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土地兼并的剧烈,商人阶层空前壮大.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将洪武二十六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各省人口加以对比,得出了“中国的人口从14世纪后期的约6500万增加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约1亿5千万”的估测.人口增长,土地有限,加上皇室和地主兼并土地,必然带来职业结构的调整,商人占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十章《其他人口结构》在考述了明代设立“商籍”后有一个推测：“1630年,中国人口约为19200万,这一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大约为8％,如是,城市人口大约1536万.假定商人及其家属占城市人口的40％,则全国城市商业人口大约为610万.加上乡居的商业人口,明代商人及其家属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700万.
在江南的徽州,商人群体的崛起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代中叶,由于人口增长,而地处山区的可耕土地有限,生存困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人经商的和从事农耕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代中叶后的各种文献记载里,我们都可以经常看到,徽州人从事农耕的只占到十分之三,而经商的则达到十分之七.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明代文人汪道昆就说过：“新都业贾者什七八.”这个比例当然只是指男性,即便如此,也十分惊人.徽州人外出经商,并非个体式的,而是成群结队,明末徽州文士金声就这样描述道：“夫两邑(歙、休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换言之,徽州人的经商是群体性的行为,所谓“徽商”其实是徽州商帮.
商人的成分无疑是复杂的,有的是继承先业,有的从小就当学徒,也有不少原是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余英时教授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中从人口和科举名额的角度指出读书人“弃儒就贾”现象的发生原因.他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为据,得出以下数字：苏州地区1500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50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则每一生员三年之中的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人与其盘旋于成功率低下的科举道路上,不如“弃儒就贾”.这一情形,在徽商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徽州本有“重儒”的文化传统,很多徽商本来就是走读书应试道路的,但为生活所迫或应试不利而不得不放弃这条道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天启刻本《厚铭日记》为徽州祁门人谢朝元所编集,其中有《柏山谢先生传》一篇,为“古歙虚舟汪伊撰”,该传记述正德年间的一个姓谢名锦号柏山的徽商“自幼颖异,读书日记数百言,作对多古意”,因为父亲经商,没有帮手,他只好辍学,一面奉养父亲,一面帮助父亲经商.放弃读书,他有所不甘,“乃稽古述事,托物写情,勉成小诗四十首,内外咸高之”.父母去世后,他庐墓守孝,官员绅士“慰访庐所,嘉其山川之胜,编为十二景,则按景抒怀,排韵古律凡十二章,句句皆孝思之随感,而见哀情之触目而生也.”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记载了一个叫黄长寿的歙县商人,别号望云,他“少业儒,以独子挡门户.父老,去之贾.以儒术饬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赀大起.驻维扬理盐策,积贮益浩博.等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尝挟资流览未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庚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揽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积累,他们染指文学创作才有了可能.
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成为了文坛上的活跃人物.例如明末杭州徽商汪汝谦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在西湖建造了多个画舫,以此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声歌之乐.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他还和当时的名媛才女有密切来往,如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柳如是到杭州后,他不仅为之安排了住处,而且对她多方关心,后来,又刊刻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对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曾作详细的考证.在与文人和才女们交往的同时,他也有不少的诗歌创作,其现存的《春星堂诗集》收录集子15种,其中既有和当时的文士们唱和的合集,也有个人诗集,《绮咏》、《绮咏续集》、《西湖韵事》、《游草》、《闽游诗纪》、《松溪集》均为他个人的诗集.类似汪汝谦的商人还有不少,有些商人不仅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刊刻,还请了当时的名士为之作序,陈建华在《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一书中搜集了一些有名家品题的徽商诗文集的记载：郑作,字宜述,歙县人,有《方山子集》,李梦阳作序；余存,歙县人,有诗集《缶音》,李梦阳作序；其子余育,李梦阳为之作传；程汝义,休宁人,王世贞为其诗集作序；吴德符,歙县人,胡应麟为其诗集作序.
清代扬州徽商与文坛的关系更为密切.乾隆年间的徽州盐商马曰、马曰璐兄弟,嗜好文化,马曰璐筑街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马曰璐儿子马振伯献书776种.他们自己也从事诗文创作,马曰著有诗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词集《谷词》一卷,马曰璐有《南斋词》二卷.他们又筑小玲珑山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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