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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美学相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朱光潜“人生美学”的生成原因现代批评意义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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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如早期的《无言之美》,在理解“美术”的作用时肯定了“超现实”的重要性,这近道家思想,可是却以孔子的“予欲无言”开篇,讨论“无言之美”.朱光潜不是从后期开始体现儒家思想的,在早期,这一倾向可能淡些,藏得深些：到了中期,有所抬头而直露了；至后期,已达到了十分自觉的坚守程度.朱光潜与儒家思想的关联远比人们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朱光潜在中期直露儒家思想与抗战对应,他从早期主要赞赏陶渊明等魏晋人物转向赞赏孔子,特别赞扬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吾与点也”的选择,认为“古代儒家也并不提倡不近人情的枯燥生活”.孔子成为恢复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在谈修养时提倡奋斗精神,以孔孟为榜样,主张有志者“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而改造社会,倡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力精神,否定“隐者”行为.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艰毅宏远,成为朱光潜号召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境界.
在早期,朱光潜主要是依据道家思想来谈对于人生的超越：到中期,他开始结合时代现实,本着儒家思想探讨艺术如何直接地作用人生.正是有了中期的儒家思想的铺垫,到了50年代,朱光潜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直接地从道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显得有点突兀,而从道到儒,再从儒家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却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朱光潜为什么在检讨自己的思想时强调受到儒家影响,我认为有两个解释：其一,这是事实,至少就主要部分言是事实.其二,自陈受到儒家影响,远比受到道家影响更切合当时的形势与需要.儒家比道家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入世倾向,舍近而求远,不利于朱光潜与那个特定的时代建立内在的思想联系,不利于他自己转换角色与立场.
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强调丰富而能够自由生发的文化思想是文学发展的基础,代表了京派的文学主张.他先后评价了沈从文、废名、戴望舒、芦焚、周作人、徐志摩、李健吾等.他的文学批评,体现了人生美学的思想倾向,既与趣味主义相区别,又与左翼批评相冲突,依据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肯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坚持严肃认真的价值取向,在入世与出世的结合中,叙述对于文学的意见.他的批评总纲是：“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联,以为文艺既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的改善工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另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传,所以一个文艺工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心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朱光潜所做的工作是试图融合二者.他曾就文坛现状开列了几大病状：在创作方面是侦探故事、色情描写、黑幕描写、风花雪月的滥调、口号教条,在作者方面是无病呻吟与装腔作势、憨皮臭脸与油腔滑调、摇旗呐喊与党同伐异、道家冬烘与说教劝善、涂脂抹粉与卖弄风骚.朱光潜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它是不健全的文艺观；又反对“文以载道”,认为它限制了文学的自由表现.他不愿滑入功利主义的泥坑,反对“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使人由厌恶宣传所取的形式因而厌恶所宣传的主张.”朱光潜指出古代的“文以载道”、现代的“口号教条文学”,已经悖离艺术特性,收不到预期效果.但他同样对脱离严肃人生的感伤与趣味主义保持极高的警惕性,绝对不会为了文学的艺术性而牺牲文学的人生内涵.
朱光潜反对包括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及世纪末的文学倾向的感伤文学.在论及与巴金有关的“眼泪文学”时,认为利用人类的哀怜癖、爱流泪来创作“眼泪文学”以迎合读者,只能满足读者的快感而没有达到美感的高度,也没有表现出丰富而深刻的人类情思,实际上缺乏人性深度.他指出要想赚取人的眼泪是容易的,要想感动人的心灵是困难的,主张“作者少流一些眼泪,或许可以多写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读者们少流一些眼泪,也或许可以欣赏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
朱光潜对流行的小品文持有异议,不客气地说自己看腻了“小品文”,认为“我并不敢菲薄晚明小品,但是平心而论,我实在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胜过别朝的小品文的地方等我尤其不相信袁中郎的杂记比得上柳子厚,书信比得上苏东坡.”朱光潜认为将少数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一种风气,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来说未必是恰当的.他认为晚明小品只可聊备一格,不可成为文章正轨.朱光潜担心宣传晚明小品,会使“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朱光潜用其人生美学的标准去衡量小品文时,认为小品文缺乏深广的人生内涵与宏远的人生目标,不能转而对社会人生发生直接与重大的作用.只因人们未能充分正视朱光潜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小品文的态度有区别,才往往将朱光潜与周作人等人的文学思想混为一谈.
朱光潜推崇的是伟大的文学,它是高度严肃的创造物,而非简单的幽默所能铸造.这就是应当放弃文学上的“窄路”而走“大路”.“窄路”是指19世纪以来纤巧而矫揉的西方文学、中国古代的李长吉与姜白石的文学、少数口胃过于精巧的文人所特嗜的文学,“大路”是指荷马和莎士比亚的文学、雅俗共赏并在民族文化中生根的文学.朱光潜明确表示“我们的趣味也是经过文人气习熏陶的,恐怕不足为凭.”这否定了包括小品文在内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的普遍性.朱光潜还倡导“大众文学”,这包括看重唱本、地方戏剧、鼓书、民间故事等.他重视“民间文艺所指示的方向”,看到了它在民族文化中的“根深蒂固”及对大众的巨大影响.朱光潜心中深藏的那个文学之梦,通过“大众文学”得到了清晰折射.从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现代新文学,这样的方向规定,与左翼批评相差无几.朱光潜由不满于左翼文学的功利化,发展到倡导与左翼相近的文学创作,不是迎合,而是沿着重人生的思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个境地.
朱光潜对于芦焚及萧军的评价,强烈体现了这一点.朱光潜说：“这两位新作家都以揭露边疆生活著称,对于受压迫者都有极丰富的同情,对于压迫者都有极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对于自然与人生,在愤慨之中仍都有几分诗人的把甘苦摆在一块咀嚼的超脱胸襟.但是他们在风格上有一个重要的异点,萧军在沉着之中有轻快,而芦焚却始终是沉着.”朱光潜没有因为作家描写生活的黑暗过于尖锐而具有批判性就否定这些作品,相反,他赞扬了深入表现广大生活的作品.联想到鲁迅及左翼批评家也十分推崇萧军,朱光潜的立场及态度更加值得玩味.朱光潜的人生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也结合现实而成为一种参与现实的力量.
我不是说朱光潜的批评已经与左翼批评没有区别了.朱光潜在强调文学应当与人生保持紧密联系时,仍然提醒注意这之间要经过审美的转化与提升,这就是“自然生发”：“人生好比土壤,文艺是这上面开的花,花的好坏有赖于土壤的肥瘠,但是花的生长是自然的生发,水到渠成,是怎样人生的观照就产生怎样文艺.”正是因为高度重视这个“自然生发”,并始终保持着,朱光潜终究不是左翼批评家.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逐步放弃“超脱”才得以实现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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